对“容忍即自由”思想的解读(3)

胡适说,对于殷海光的问题,他也仔细思考过。在这次演讲中,胡适对殷海光的问题作了特别回答。胡适说,殷海光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胡适认为,“有兵力、有政权”的人固然有权有势,“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而后者正是使前者“感到危险”、“要围剿”和压迫的原因。所以,“拿笔杆的穷书生”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当然,胡适解释说,“我们这一班主持言论的人”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因此,胡适认为:第一,不要把“我们自己”看成是弱者。“有权有势”的人当中,也包括“我们这一班拿笔杆的穷书生”;“我们”也是强者。第二,正因为“我们”也是强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权力要善用之,要用得恰当,要“情欲信,辞欲巧”,要“巧言令色”。所以,胡适说,他的《容忍与自由》里的话,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说的,容忍是双方的,不是单方面的。文人也要容忍,说话要负责任。后来,胡适甚至认为:“政治的事情,执政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很少,在野党方面能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更少。总之,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够有自省的功夫;能够自省,才能够平心静气的听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

对胡适晚年所提出的“容忍”这一概念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着实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首先,“容忍”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本身就不免让人产生歧义,它与英文的tolerance、toleration有一定的差别。张忠绂先生就说,“容忍”一词有纯道德意味的倾向,不如改用“有容”或者“宽容”,并且应该说明“容忍”适用的“范畴与背景”。周策纵先生也在“容忍”之外增加了“抗议”的内容,认为“单有容忍而没有抗议,‘还可能成为奴隶的道德’”。所以,周策纵先生认为,实际上,胡适的“容忍”是与“抗议”相辅而行的,而“抗议”是“容忍”的“补充或修正”,二者是胡适的“基本态度与精神”。张忠绂先生的论断甚为中肯,也是对胡适“容忍即自由”思想最为恰当的理解与诠释。当然,周策纵先生的说法也是知人之论。但是,周先生的这个说法似乎没有参透胡适内心的“隐秘”。因为胡适虽然在演讲中所提出的是要社会的“弱势群体”“容忍”,但是,如前所述,他是指向社会全体的。后来,因为组党的问题,胡适也曾经向蒋介石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要蒋介石将当年“容忍”他组党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周先生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62年3月15日)还没有看到胡适的日记的缘故。当然,亦如周先生所言,说胡适与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是胡适对各方的一次“抗议”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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