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北大 9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同时担任常务委员,共同领导学校。为此,蒋梦麟一方面组织广大师生南下,一方面嘱托不便南下的周作人、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留下来照料北大,这四人被称为“留平四教授”。谙熟中国历史的周作人曾托人给蒋梦麟带话:“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第296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入狱,曾希望蒋梦麟出庭作证。蒋也有此打算,但是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蒋梦麟的纯正厚道是大家公认的。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不过,在大是大非上,蒋梦麟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叶公超还说,他们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第39 页)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中,三所大学长期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有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第284 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如叶公超所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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