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孔子与“鬼子”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七年左右。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是常有的事，但是蒋梦麟说，在第一个“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西潮·新潮》第127 页）可见他当时多不容易。
蒋梦麟离开后，北大进入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等职。1930 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是他却回了杭州。
这是为什么呢？据胡适说：“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为‘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大齐）先生。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下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地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排定时间表，有计划地在各校轮流辍课的！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议决案，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胡适全集》第十九卷，第500 页）
在这里，所谓教师兼课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下。记得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中说：为什么大学需要专职教授呢？这是因为大学教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应该在日常接触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因此，过去的大学是不主张教授兼课的。如果你为了多挣钱非要兼课，那就只能担任讲师。我想当年的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时兼任大学课程，大概就是这样。基于此，潘光旦认为大学教授一方面要享有较高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必须拥有精神上的宁静。精神不宁静，其人格魅力就会大打折扣。胡适还说：“那时有两个朋友最热心于北大的革新。一个是傅孟真，一个是美国人罗杰• 谢尔曼• 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顾临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他们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帮助孟邻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从北大的改革影响到整个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问题是：从哪儿捐一笔钱做改革北大的经费？”（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