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类似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比如1920 年10 月，蔡先生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62—463页）。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同上，第474 页）。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从职业界分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一部分之事”，而“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5 页）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