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6)

这极大地影响了鲁迅的处世之道。既然只能独战,他势必要把个人的独立性奉为根本。首先是看世的焦点。无论是叹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还是疾呼“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他注意的似乎都是顽强奋战的个人,而且是身处逆境的个人。这正符合他对历史的看法,历代统治者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制造愚民,那相反的力量当然只能存在于清醒的个人。其次是衡世的尺度。他无论判断什么事,都坚持以亲见的事实为准,他曾引用肖伯纳的话,说最好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倘碰上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他就采用一种以眼见的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推论的独特方法,他三十年代初的赞扬苏联,就是这样来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处世的态度。因为极端珍惜个人的独立性,他对参加团体活动似乎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一九二五年春末,在回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时,他这样说:“如果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从一贯对别人借重和利用自己的异常敏感,到晚年的坚决不参加“文艺家协会”,都可以看出他给自己划定了一条基本界限,那就是为了维护独立地位和思想自由,他宁愿脱离任何团体。他甚至怕当名人:“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我能够理解鲁迅这种捍卫独立性的决绝态度,在一个常常并不信赖多数的人眼中,集团活动不可能占有太重的位置。在中国这样长期遭受专制统治的国度里,惟有大勇者才能不畏独战,鲁迅所以每每比别人看得深,一个主要原因,不正在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吗?

但是,他看来看去,竟只能找到这种散发着撒旦气味的“任个人”思想,却实在使人悲哀。社会是由复数组成的,也只有靠多数人的力量才能改变,一个有心献身启蒙事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何况他自奉是战士,诗人可以特立独行,战士却必须和左右保持一线,越是严酷的时代,社会战场上就越少有独战者自由驰骋的余地。鲁迅肯定没有想到,当他用“任个人”的思想来协调自己逻辑判断和心理感受的矛盾时,这思想却会把他引入另一种客观身份和主观心境的矛盾。他不得不努力去说服自己,不但在整体上尊人民的命,还要在具体的斗争中听团体的令。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他的确是竭诚尽心,在实际行动中尽量和别人取同一步骤。但这并不等于他内心就没有踌躇,一旦处境趋于恶化,这踌躇还日渐增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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