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极大地影响了鲁迅的处世之道。既然只能独战，他势必要把个人的独立性奉为根本。首先是看世的焦点。无论是叹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还是疾呼“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他注意的似乎都是顽强奋战的个人，而且是身处逆境的个人。这正符合他对历史的看法，历代统治者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制造愚民，那相反的力量当然只能存在于清醒的个人。其次是衡世的尺度。他无论判断什么事，都坚持以亲见的事实为准，他曾引用肖伯纳的话，说最好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倘碰上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他就采用一种以眼见的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推论的独特方法，他三十年代初的赞扬苏联，就是这样来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处世的态度。因为极端珍惜个人的独立性，他对参加团体活动似乎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一九二五年春末，在回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时，他这样说：“如果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从一贯对别人借重和利用自己的异常敏感，到晚年的坚决不参加“文艺家协会”，都可以看出他给自己划定了一条基本界限，那就是为了维护独立地位和思想自由，他宁愿脱离任何团体。他甚至怕当名人：“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我能够理解鲁迅这种捍卫独立性的决绝态度，在一个常常并不信赖多数的人眼中，集团活动不可能占有太重的位置。在中国这样长期遭受专制统治的国度里，惟有大勇者才能不畏独战，鲁迅所以每每比别人看得深，一个主要原因，不正在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吗？
但是，他看来看去，竟只能找到这种散发着撒旦气味的“任个人”思想，却实在使人悲哀。社会是由复数组成的，也只有靠多数人的力量才能改变，一个有心献身启蒙事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何况他自奉是战士，诗人可以特立独行，战士却必须和左右保持一线，越是严酷的时代，社会战场上就越少有独战者自由驰骋的余地。鲁迅肯定没有想到，当他用“任个人”的思想来协调自己逻辑判断和心理感受的矛盾时，这思想却会把他引入另一种客观身份和主观心境的矛盾。他不得不努力去说服自己，不但在整体上尊人民的命，还要在具体的斗争中听团体的令。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他的确是竭诚尽心，在实际行动中尽量和别人取同一步骤。但这并不等于他内心就没有踌躇，一旦处境趋于恶化，这踌躇还日渐增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