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7)

对北方许多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人来说,二十年代中后期是一段不堪忍受的岁月,谁能想到,紧接着新文化运动而来的竟会是那样肆无忌惮的复辟和反动呢?但鲁迅不同,他早已有过类似的经验,从辛亥革命开始,他看够了一幕幕称帝、复辟的丑剧。他必然要把这一次的反动和他过去身经的反动联系起来,甚至和他从古书上读到的那些历史上的反动联系起来,结果,他得到的就不仅是强烈的失望,更有深刻的怀疑。对个人来说,历史太广阔了,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站脚的地方去打量它,如果不幸置身于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那就非要超越自己才能保持对于历史的信赖。社会也太庞杂了,泛泛地相信历史进步论还比较容易,倘要把这种信念贯彻到对许多具体现象的理解中去,却非有通达的气魄和坚强的理性方能做到。可惜的是,鲁迅那把一切唯事实为重的心理尺度牵制了他,他无法用对进化论的抽象肯定去解释现实黑暗的卷土重来。他固然不相信历史会倒退,却禁不住对历史的停滞深感沮丧:“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至于“历史如同螺旋”一类的话,更在他笔下多次出现。当他依着这样的思路去估量民族的精神发展时,那种对于联合作战的深藏的踌躇就剧烈地发展起来了。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先是在私人通信里,接着在公开的文章中,鲁迅接连发出了对一些年轻同伴的激烈指责。当去广州时,他甚至疑心一个学生是密探。这和他以前对待青年人的那种隐恶扬善、一味鼓励的态度形成如此触目的对照,似乎他是对年轻一代极度失望了。可实际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进化论的虔诚信徒,就像对人民一样,他对青年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在整体上,他相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但对具体的个人,他并不一概而论。还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他就表示过对北京大学青年们的不满:“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指蔡元培)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心中早就有这样清醒的感受,就是再发现几个青年的机巧和狭隘,他也不至于会震惊到失去常态。所以,倘说高长虹们的确使他失望了,这失望却主要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不是对身外原就各各不同的青年,而是对自己那以为可以同他们结伴前行的奢望。既然在中国,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进步,那精神上的愚昧状态也就不会随着一代愚民的消失而消失;不但在上辈和同辈人中间,自己当然要背负撒旦的恶名,就是和较年轻的人们在一起,恐怕也还是免不了独战的命运——我很怀疑,鲁迅这时期对高长虹们的激烈反应,正是起源于类似这样的阴郁思路。因为,几乎和这些激烈的反应同时,他那撒旦式的情绪也日渐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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