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5)

我要说的倒是另一面,那就是尽管对物质因素的理性尊重日益渗进了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这却并没有把他引离开对精神病态的关注,甚至反而强化了这种关注。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尖锐地指出:“暴露幽暗者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在谈到忍受的时候又说,如果深入去挖掘中国人的忍从:“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在受苦,而是明明知道,却不愿反抗;不但自甘于当奴隶,还憎恶提醒他的人。鲁迅这时候还用这样的眼光去打量群众,谁能说他改变了观察“国民性”的基本角度?恰恰相反,越到晚年,越意识到统治者的暴力压迫,他对奴隶意识的探究越加发展到令人战栗的深度。感受习惯的旧神对他影响太大了,他把对物质作用的重新认识都当作了校秤的砝码,他郑重地列出它们,不过是为了更准确地判明民族的精神畸形。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把精神作用看得很重的人。

这就是说,鲁迅始终没能突出那条矛盾的深谷,有时候还仿佛愈陷愈深。感受习惯和逻辑判断的分歧,对病态的精神现象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的认识分歧,最终都造成了他整个理性意识的分裂。因为理性本身的复杂性质,一个心灵丰富的艺术家产生理性的分歧,本来并不奇怪。但是鲁迅理性意识的分裂竟有如此尖锐,却实在令人忧虑。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固然还只是刚刚沾上一点逻辑推理的边,那从社会信仰和功利意识出发的对人民的抽象肯定,却也远远不能消除他对精神病态的过分敏感。他极力说服自己去依靠大众,却偏偏多看见他们张着嘴的麻木相;他想用文章去唤醒他们,却越来越怀疑他们并非是真的昏睡。这就好比已经上了路,却发现很可能方向不对,到不了目的地,他怎么办?

还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鲁迅就写过这样的话:“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旦其首矣。然为基督宗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难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他已经向黑暗进攻了,要想不泄气,就得寻一样精神支柱。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先驱们是向人的理性,向建筑在这理性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寻求支持,他们的旗帜上写着“人”。这以后,启蒙者的身份逐渐由贵族变成平民,“人”也就逐渐演变为“人民”,由抽象发展成了复数。但鲁迅却没有先驱们的这份信心。他的感受习惯使他经常不相信复数的人。他从阿Q们身上看到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奴性。他本能地就要从相反的方面去寻找支持,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不是人,而是魔。他十八岁的时候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家乡的:“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他还以离群索居的意思,取了一个“索士”的别号。既然亚当们不一定会如梦初醒地随他而起,他就得准备独自一人奋斗下去。如果他们甘愿被圈在伊甸园里当愚民,那他就只有背负撒旦的恶名了。他在这时候把个人和撒旦等同起来,说明他已经敏感到自己不但必然是先驱,而且多半也是牺牲。这是怎样深广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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