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何线索。
进入1948年，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越来越日薄西山，然而正是这一垂暮的景况，使得敌人对共产党的镇压更加疯狂。作为“刺向敌人的一把尖刀”的《挺进报》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这时，重庆地下党的形势也十分严峻。特支书记刘镕铸被调出重庆市区去从事新的战斗工作，陈然代为《挺进报》的特支书记。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几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办报工作中。他的战友对他当时的工作情形有过如下描述——
7月，重庆山城炽热如火。陈然利用住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用厚纸把板壁糊住，在窗后挂上毯子，再用黑纸作了一个灯罩，布置成为一个印刷间。他再把刻好的蜡纸，一头用图钉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来代替油印滚筒，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后，把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不留任何痕迹。
经过一夜奋斗，按照市委要求的8开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进报》，在黎明时分印成了。陈然心急如火，不顾疲劳，立即带上报纸，赶到江边。这时，轮渡尚未开航，他雇了一条小船，横渡长江进城，直接送到市委负责联络的同志那里。
但是，第一期报纸的印刷质量却并不理想。一张蜡纸印不到六七十张，字迹就模糊不清，只得换刻一张蜡纸再印。就这样，连续刻写三张蜡纸，又连续印刷了一个通夜，方才达到市委所要求的报纸数目。
……又是连续3个夜晚，陈然坚持精心印刷。一份印刷精良、折叠精致的重要报纸，终于赶制出来，总数达到3500份。
由于隆冬严寒，劳累过度，陈然病了，高烧达到39．6℃。但是，他很兴奋，因为目前形势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的确，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这时，除了编写和刻字仍由蒋一苇负责外，陈然的担子更加重了，和上级联系，采购油墨、纸张，取电讯稿，输送和投寄报纸，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为了防止意外，李维嘉已不直接到陈然家来，而改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约会。因为，重庆的环境已十分险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斗争更为艰巨、复杂。然而，陈然的斗志却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报纸为例：为了不致被“邮检”扣留，他放弃集中投递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别到南岸、江北多点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种形式的信封，运用多种笔迹，一次又一次地和敌人“捉谜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资本开设的大商号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邮。这些报纸很快就被守候着的特务发现，他们根据这些线索，对这几家商号进行搜查。吓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们，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诈勒索。又一次，他在几所被三青团分子把持、一贯压制进步学生的学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进报》，这就引起特务怀疑，对学校当局作了一番彻底的清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