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刻蜡纸、油印，虽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就说陈然吧，把报纸印刷完后，还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运送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后，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环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
之后由刘镕铸负责的发行，就更需要机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为报纸送到他手里后，必须立刻发出去。留在手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发行人员除了严密的保密意识外，还得有高度的时间观念，要精确安排和严格遵守时间，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发行时间缩短，对发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当时《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拿刘镕铸经办的发行环节来说，一般先从他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数十份或者上百份。刘镕铸不能用笔或其他方式登记取报人的姓名、份数，只能靠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与服饰及领取的份数来确认。
《挺进报》发行的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读者和有统战关系的读者，给这些人发报相对安全和好办些。另一类对象就比较困难和危险了，那就是些特别“读者”——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这是地下党为了瓦解和粉碎敌人嚣张气焰而精心安排的对象。通常做法是，将《挺进报》装入那些印有“重庆警察总局”、“中央银行”等官方部门的信封套中，这些信封套则是陈然、刘镕铸名正言顺以《彷徨》这样的公开杂志社名义去某些印刷厂索取或买来的，也有他们平时收集和储存起来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敌人和特务机关一旦发现想追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