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朱子学和阳明学传入日本以后，儒教达到了繁盛的顶峰。但当时的儒者如林罗山、贝原益轩（1630～1714）等，都在学习和传播儒教的同时输入神道思想，表现出神体儒用的思想倾向。贝原益轩强调“神儒并行而不相悖”，神道是无言之教，而儒教则是神道精神的教言，“谓神道不假儒教而自立则可，谓儒教不辅翼神道则不可”。冈田先生的儒教论，可以说是贝原益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把贝原益轩所强调的“神儒一体”推进到“神儒融摄”“神儒共体”的新阶段，所以可以将他的儒教称为神道化的儒教。所谓“共体”，即互为本体。它与其他神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肯定儒教的地位，认为两者都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支柱，只不过神道是潜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儒教则是用说教、学问的形式把神道思想表述了出来。冈田先生的“共体神道”思想，也来源于他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一体的认知取向。
如果说战前的日本儒教宣扬的是大义名分、皇权至上，所扮演的是保守和反动的角色，那么以冈田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当代儒学家，则是以儒教“共生共存”的道德意识论和“万物一体”的自然生态观为基石，为实现亚洲一体化或建立“亚洲国家”的目标模式进行着积极的理论探索。儒教强调统一、和合与共生，这是最符合人类和地球之根本利益及二十一世纪之发展方向的。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共生的时代，新世纪的东方的现代化，必然是以创造出一个和谐共生的社会为前提的。哲学的建构作为一个基础，对于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而言也是一个共同的课题，而儒学在这种哲学建构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冈田先生这种“共生共存”的理念，并非出于早期儒家的以人为中心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是来源于宋明新儒学的心物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整体主义以及日本传统神道的原始自然主义。冈田先生重视对宋明新儒学尤其是阳明学的创造性还原和复归，对本民族神道传统的发掘和活用，并长期致力于“神儒合一”即儒学日本化的研究普及工作。这或许正是冈田先生要把这种日本化的儒学称为“东洋之道”，以区别于中国的儒学或新儒学的用心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