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儒共体：日本儒学的转换
冈田武彦先生毕生研究儒学尤其是阳明学，但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家，而是一位主张“神儒共体”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是对战后日本社会及当代人类命运的反思与总结，在他身上真切地体现了儒学的日本化。
近世日本人观念中的“儒教”是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定的，多是指由藤原惺窝（1561～1619）和林罗山（1583～1657）等江户儒者导入、以宋代朱子学为核心内容的“性理学”，而冈田先生所说的“儒教”却是以阳明学和神道学为中心的日本儒学。
虽然从宏观上说日本学者也认同日本与中国、韩国同属东方儒教文化圈的说法，但从微观上说，儒教究竟对日本产生了多大影响，看法却相当不一致。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在日本先行的思想指导下，超越普遍性而强调日本特殊性的研究倾向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思想，直至今天仍有很大影响。津田认为：“日本文化是基于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历史展开而独自形成的，其精髓可以说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日本过去的知识分子在知识的层面上虽受中国思想的熏陶很深，但这与日本人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可以说儒教对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发生直接的效应。日本与中国，日本人与中国人，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截然不同。”“若把儒教与日本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解读，那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要么牵强附会，要么曲解儒教而不顾其实质。……实际上，儒教被日本化并非事实，儒教就是儒教，是中国之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识，它并没有进入日本人的生活。”
当代日本著名史学家司马辽太郎、陈谦臣等也认为，儒教对日本人而言只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哲学理论，是学问的对象，而并没有成为日常的生活原理和行为规范。奈良时代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第二条中提到的“笃敬三宝”，反映的是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隆盛及其对日本的影响，这以后日本受佛教的影响不比儒教小，所以在日本几乎看不到宣扬礼教的“牌坊”，但“佛塔寺院”却随处可见。虽然德川幕府公认的意识形态是儒教，武士们使用的教科书也是“四书五经”，但那也只局限在官僚阶层内，而并没有深入民间，成为普通人的思维习惯。
冈田先生的看法与上述学者不同。他把儒教融进日本固有的神道体系中，认为儒教是神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儒教，也就谈不上神道。在他看来，日本的神道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一是反本地垂迹说。即主张把神道放在根本的、主体的地位，而将儒教、佛教置于派生的、从属的地位，认为是“日本生出种子，中国展现枝叶，印度开花结果。所以佛教是万法之花果，儒教是万法之枝叶，神道才是万法之根本”。二是儒家神道。进入江户以后，佛教势力日趋衰微，儒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主张以儒教为根本的神儒结合的神道流派。三是垂加神道。在大量吸取儒、佛思想之后，神道自身的羽翼逐渐丰满，出现了神主儒从的思想倾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大流派即垂加神道。认为应当“以神道为主，以儒道为润色”，主张用儒教的大义名分和忠孝观念来维系天皇的神圣权力。四是复古神道。它排斥儒、佛二教，认为儒、佛二教歪曲并遮蔽了日本的古道真义，故主张将此二教从神道中清除出去，而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古典文献来阐明真正的日本精神。五是国家神道。它是把垂加神道、复古神道等思想推向极端的产物，其基本思想是敬神爱国、崇祖尊皇，并强调国体主义和日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