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合唱曲(5)

有人趁乱打劫,我们把木板钉在门窗上。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户的铁条被破坏,面粉、糖、糖果和罐头散落一地。一座村子疏散了,五或十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子却没有疏散,村民都跑去搬已经疏散的村子里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我们看守那里,集体农场的前任主席带着已经被重新安置的民众回来收割、播种,载走成捆麦草,我们在里面发现缝纫机和摩托车。他们给你一瓶自制伏特加,你就准许他们运出电视机,一瓶或十瓶酒可以交换牵引机和播种机,没人对钱感兴趣。(笑)就像共产主义,所有东西都要课税:一罐瓦斯─半升伏特加;一件羔羊毛皮草─两升伏特加;摩托车─数量不定。我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替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我们多待了一阵子,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军队拒绝前来。当时就是这样。人们把所有拿得走、抬得动的东西都偷光了,隔离区的物品都被运回这里,你可以在市场、当铺或一般人的度假小屋看到。留在铁丝网里的只有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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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那里领取装备,队长告诉我们:“只是一起意外,很久以前发生的,已经过了三个月,不会有危险。”“很好,”士官长说,“只要记得饭前洗手。”

我负责测量辐射。天一黑就有人开车来,停在我们的小岗哨旁,给我们钱、香烟、伏特加,要我们让他们进去翻找被没收的物品。他们把背包塞满,带去哪里?也许是基辅或明斯克的二手市场。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埋到沟渠里,连同衣裙、靴子、椅子、口琴、缝纫机,埋到我们称为“公墓”的地方。

回家后我去跳舞,遇到喜欢的女孩,我说:“我们交往吧。”

“有什么用?你是切尔诺贝利人了,我不敢和你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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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我自己的回忆。在那里,我的正式职务是驻卫警察队指挥官─世界末日指挥官(笑),没错,就这样写下来。

我记得我拦过一辆从普利彼特开来的汽车,那座城市已经疏散完毕,空无一人。我说:“请出示文件。”他们没有文件。后座盖了一张帆布,我们拉起来看,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藏了二十组茶具、一个壁橱、一把扶手椅、一台电视、几张地毯和几辆自行车。

所以我开了一张单子。

我记得发狂的猪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跑来跑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和党部会所贴着褪色的海报:“我们提供祖国面包!”“苏联工人万岁!”“人民的成就永垂不朽。”

我记得荒芜的公墓有裂开的墓碑,上面刻着:博洛金队长,高级陆军中尉。另外还有长柱上刻着二等兵的姓名,排列起来像诗一样,周围长满牛蒡、刺荨麻和藜草。

我记得一座被精心照顾的菜园,主人走出房子,看到我们。

“年轻人,不要嚷嚷,我们的表格已经交出去了─春天就离开。”

“那你为什么翻菜园的土?”

“可是那是秋天的工作。”

我了解,但是我得开一张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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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那个贱人!不过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一样上吊自杀,也不会从七楼窗户跳出去。那个贱人!我从那里带回装满钱的皮箱时,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买了一辆车,那个贱人跟我住得很高兴,她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唱起歌来)

“一千伽马辐射线,阻挡不了俄国男人的小弟弟快乐一天……”

很棒的歌,从那里听来的。想不想听一个笑话?一个人去过反应炉之后回家,他的妻子问医生:“我该怎么做?”“你要把他洗干净,拥抱他一下,然后停止使用他。”

那个贱人!她怕我,她把孩子带走了。(突然变得严肃)我负责开车接送在反应炉附近工作的军人,我和其他人一样,脖子上都挂了一具辐射探测仪。值勤结束后,我把他们载到第一部门,也就是机密部门。他们在那里检视探测仪上的数字,在我们的卡片上写一些东西,但我们接收到多少剂量是军事机密,那些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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