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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感觉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要不是生病，我早就忘了。
你要报效祖国！那很重要。领到内衣、靴子、帽子、裤子、皮带、衣袋之后，我就动身。他们给我一台卡车，叫我运水泥。讲起来很简单，但又没那么简单。我们很年轻，都还没结婚。我们没戴防毒面具，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戴，但是我们没有，指挥交通的人也没戴。我们坐在驾驶座里，指挥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时暴露在放射性尘埃下。大家都领到很多钱，是平常工资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贴。我们都花掉了。伏特加对消除压力很有帮助，难怪战争时他们发给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然后就像在老家一样─醉酒的交通警察开罚单给喝醉酒的司机。
不要描写苏联的英雄主义有多神奇，虽然那种英雄的确存在，而且真的很神奇……他们派我们飞到那里，就像把沙子丢进反应炉，他们每天宣布“最新行动讯息”─“人们勇敢无私地工作”，“我们熬得过去，我们会胜利”。
我得到一枚奖章和一千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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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那是真正的战争─原子战争。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不危险，我们应该提防或忽略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种疏散是真正的疏散，居民直接到火车站，离开家园。车站的状况像什么样？我们帮忙把小孩从窗户推进车厢、维持售票窗和药房排队买碘的队伍秩序。排队时很多人争执或打架，不然就是打破商店或售货亭的门，弄坏窗户的金属条。
还有一些人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他们住在党部会所、学校、幼儿园。大家饿着肚子走来走去，每个人的钱都花得很快，商店所有货品都被一扫而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洗衣服的妇人，没有人带洗衣机，只好用手洗。那些洗衣妇都很老，双手结痂、长满疖子，衣服不只脏，还有几十伦琴的辐射。“年轻人，来吃东西。”“年轻人，去睡一下。”“你们还年轻，要小心。”她们觉得我们很可怜，替我们感到难过。
她们还活着吗？
每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一群待过那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我们只记得自己是军人，而上战场是军人的天职。我们忘记不好的部分，只记得这一点，记得他们不能没有我们。像我们这种以军事体系为主的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很管用。你在那里终于获得自由，这点很重要，自由！在那种时候，俄罗斯展现了它有多伟大，有多独特，我们永远不是荷兰或德国，不会有平整的柏油路或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永远不缺牺牲奉献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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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征召，我就去了。我一定要去！我是共产党员，前进！当时就是这样。我的头衔是高级陆军中尉，他们答应再给我一颗“星星”，当时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原本应该先做身体检查，但是他们没检查就派我过去了。本来是另一个人要去的，但是他拿了一张医生证明，说他有溃疡，我就代替他去了，那是紧急任务！（笑）我听过一个笑话：男人下班回家告诉妻子：“他们说我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就是交出党证。”“可是你不是党员。”“对啊，所以我在想怎么在明早之前弄到一张党证。”
我们是军人，不过刚开始他们把我们分派到建筑队，要我们盖一间药房。我马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我告诉医生我没事，只是太热的关系。食堂供应集体农场的肉、牛奶、酸奶油，我们照单全收，医生也没意见。他们把食物烹调好，医生就拿书对照一下，说食物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从来没有采样化验。当时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后来出现了很多草莓，到处都是蜜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