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突然说：“好了，你不能再接收更多辐射。”他们只告诉你这么点医疗信息，连离开时他们都不说我一共接收了多少辐射。混账！现在他们在争权夺利，搞内阁组合，办选举。你想听另一个笑话吗？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你什么都可以吃，不过你得用铅把自己的排泄物埋起来。
我们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医生如何诊断？他们到现在还在藏着，不然就是老早就销毁了，因为那些文件太机密。我们如何帮助医生？如果我有证书，证明在那里接收到多少剂量，我就可以拿给那个贱人看，让她知道我们什么都熬得过去，我们可以结婚生子。切尔诺贝利清理人祷告：“上帝啊，既然你让我不行，能不能也让我不想要？”妈的，你们都去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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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叫我们签保密合约，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退伍后我马上成了二级伤残人士。我当时二十二岁，接收到不少辐射。我们从反应炉搬出一桶桶石墨，那里的辐射是一万伦琴。我们用普通的铲子挖，值勤一个班次要换三十个面罩─我们称那是“嘴套”。我们也负责灌石棺，那是资深操作员瓦列里·格旦霍克的大坟墓，爆炸时他当场就被困在残骸里，好像二十世纪的金字塔。我们还剩三个月。每天工作结束，他们甚至没给我们更换的衣物，就让我们穿着在反应炉穿的裤子和靴子走来走去，直到我们被送回家。
即使他们准许我讲话，我要跟什么人讲？我在工厂工作，老板说：“不许再生病，不然我们要裁掉你。”
后来他们真的把我裁掉了。我去找厂长说：“你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我救了你们，保护你们！”
他说：“我们又没派你去。”
我半夜醒来，听到妈妈说：“儿子，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你没睡觉，只是睁着眼躺在那里，连灯都没关。”
我不说话，因为没有人用我可以回答的方式或用我的语言跟我说话，没有人明白我从什么样的地方回来，而且我什么也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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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我的一个朋友临终前肿得像水桶。我的邻居去那里开起重机，他变得像黑炭一样黑，整个人缩水，只好穿童装。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死，只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想在死亡来临时感受它，就像脑袋挨一颗子弹。我也去过阿富汗，那里比较简单，他们直接开枪把你射死。
我从报纸上剪了一篇关于当晚在核电厂值班的操作员列昂尼德·塔普托诺夫的报道。爆炸前几分钟，他按下红色紧急按钮，可是无济于事。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的医院，医生说：“我们需要另一个身体才能治疗他。”他全身上下只有背上一个小点没有辐射。他们把他埋在迈汀斯卡亚的公墓，和其他人一样，先用金属薄片把棺材隔绝起来，再倒半米混凝土，加上铅盖。他的父亲站在那里哭，走过他身旁的人说：“都是你的王八蛋儿子害它爆炸的！”
我们很孤单，我们在这里像陌生人，他们甚至把我们分开埋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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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驾驶直升机飞到反应炉附近，可以看到獐和野猪，它们很瘦，昏昏欲睡，像用慢动作前进。它们吃在那里生长的草，它们不明白，不明白它们应该和人一起离开。
我该不该去，该不该飞？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去？
两个伞兵拒绝去，他们的妻子很年轻，还没生小孩。他们遭到羞辱和惩罚，不会有前途了。去那里也关乎男子气概和荣誉！那是吸引我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现在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经过九次手术，两度心脏病发作，我不会批评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还很年轻。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去，这点我很肯定。他不能去，我去，那才算男子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