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铅衬在直升机的座位下方，还自己制作铅背心，后来才知道这样能防止一种射线，另一种却不行。我们从早飞到晚，那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罢了。我们晚上看电视里转播的世界杯，所以聊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
大概三年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件事。其中一个家伙生病了，然后又有一个，有人死了，另一个发疯自杀。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回想这件事的，但是还要等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于我来说，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还有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都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报》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英雄！”我的母亲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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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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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马上结婚。可是红色的“特别召集令”不到一小时就送到我家，我的妈妈当场就哭了，她以为我又被征召去前线打仗。
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去？我们一点讯息也没有。他们叫我们到斯卢次克车站换衣服和领取装备，说我们要去霍伊尼基中心。我们到了霍伊尼基，发现当地居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带去一座村子，我们看到有人在举办婚礼，年轻人跳舞，听音乐，喝伏特加，那是很平常的婚礼。他们下达的指令是：挖掉表土，挖到大约一个铲子深。
五月九日，胜利纪念日，来了一个将军。他们叫我们列队，说要祝我们节日快乐。其中一个家伙鼓起勇气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里有多少辐射？我们到底接收了多少剂量？”
将军离开后，旅长把他叫去痛骂一顿：“那是挑衅！你危言耸听！”几天后，他们发防毒面具给我们，不过没有人戴，他们给我们看了几次辐射探测仪，但是从来没交给我们。每三个月他们让我们回家几天，我们的目标是买伏特加。我抬回两大包装满酒瓶的背包，大家都把我举起来。
回家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找我们约谈。他很明确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状况。我从阿富汗回来时，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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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什么？什么事让我印象最深刻？
我们开车到不同村庄测量辐射，没有一个女人请我吃苹果；男人不太怕，他们会走过来，请我们喝伏特加或吃猪油。拒绝他们虽然尴尬，但是我们当然不想吃有铯的食物。所以我喝酒，但不吃东西。
不过在某个村子，他们请我们坐下来吃烤羊肉。主人微醺后，向我们承认那是刚出生的小羊，他说：“我不得不宰了它，我没办法再多看它一眼，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丑到我几乎不想吃。”听到这种事……我马上灌了一整杯伏特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