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马丁?斯科塞斯影片中的那些“黑白”卧底人员，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是在一种“规定情景”下生活，按照老掉牙的剧本扮演自己的角色。除非“剧情”发生变化，否则“性格”一如既往，人们进而将环境说成是命运，一切都是环境使然。用《窃听风暴》另外一个主人公、剧作家德瑞曼先前的话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能做什么呢？”德瑞曼的“环境”是1984年年底的东德。在他夫人主演的戏剧剧场包厢里，坐着国家安全部门的秘密警察。在观众席上，坐着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长。散戏之后，文化部门与安全部门的人一道坐在空下来的座位上，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事业，因而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负责监听剧作家和女演员夫妇的任务分派给了一个叫做魏斯乐的警官，他原先在警官学校教育年轻学生怎样运用不给睡眠的疲劳战术，从“嫌疑犯”口中掏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他的课堂上有学生提出：“这样做是不是不人道？”他的反应是迅速在这个学生的座位图示下标出一个不信任的记号。当然他也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剧作家“老奸巨猾”，不轻易让人抓住把柄，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他不能发现什么，将会直接影响他的仕途，他的“头儿”在布置任务时就是这么说的。但是看上去这位魏斯乐先生踌躇满志。他还有一个动机不能挑明说—刚才看戏时，他用望远镜紧盯着女演员许久许久。他与他的同伴在剧作家家里布满了窃听电线，保证每个角落都能够被听见，包括在他们夫妇做爱时。
不能一概用“犬儒主义”来形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情况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对于德瑞曼来说，他的底线是按照良心写作，为了写作他需要过一种安静的、不受搅扰的生活。但当文化部长当面威胁他，剧本有问题，演出可能被取消时，他当即表示“人是听从于自己的良心的”，即他可以在所不惜。他的两位作家同行豪斯和艾斯卡看起来比他要更加激烈一些，他们所说的是：“本来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如今变成司空见惯的”以及“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好友艾斯卡自杀，德瑞曼这样的生活也许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艾斯卡的死深深刺激了他，他丧失了写作状态，为此日夜不宁，感觉自己的忍受到了极限。他的朋友带来了一部微型打字机，他用这个东西写下了关于东德人们自杀现象的文章，其中发布了艾斯卡死亡的消息，在西方发表。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这篇文章当然是匿名的。相反，那部庞大的警察机器因此而感到极为紧张，有人开始为找出作者忙碌起来。
如果说德瑞曼通过自己不同寻常的行为，打开一个亮起来的人性空间，许多人因他的做法受到鼓舞，那么，窃听者魏斯乐的所作所为则仅仅为他自己准备—在不为人所知的暗处，他也为自己打开一个人性的空间，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升华的人性。
开始则是不自觉的，他为女主人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当他看见自己崇拜的女演员由那位部长的车送回来，他为这对夫妇感到不平。他干预生活即干预“剧本”的第一个举动是在监听室里弄出门铃的响声，让德瑞曼去开门，让他看见自己的妻子正从那辆豪华轿车里走出来。第二次则更加过分了。当这位妻子在被胁迫之下仍然要去旅馆与那位大人物会面，他从暗处现身，以一个热情观众的身份表示喜欢的就是她的“真实”，并提醒说：“为了艺术出卖自己，这可不是一个好买卖。”这位夫人返身折回，令她的丈夫欣喜不已，也让他自己充满了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