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曹禺又在酝酿着一部新的剧作，就是《北京人》。剧中的愫方，就是方瑞的化身。曹禺是这样描写愫方的：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着昔日闺秀的幽丽，谈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些精细的描述正是曹禺对方瑞的印象，寄托着他又倾慕又哀怨的心情。
曹禺与方瑞的感情虽然纯洁，但是郑秀知道后依然不能容忍，她一气之下回娘家去了。而方瑞也害怕给曹禺的家庭带来更大的压力，于是非常注意与曹禺保持距离。
尽管这样，曹禺为寄托情思，把他对方瑞的爱，对方瑞的一片痴情，都写进剧本中。虽然愫方并非方瑞，但没有方瑞就没有愫方。
日后方琯德是这样回忆曹禺写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19岁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学生。曹禺同志也不过30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所以他也热爱我们那样一群青年人。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的斗争充满了希望。”
《北京人》在抗建堂的一次演出中，方瑞悄悄地坐在后方的角落里，当她看到最后一场戏愫方与文清告别时，忍不住垂泪。
《北京人》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庭，对中国的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这个时候，曹禺的戏里已经没有了“技巧”的痕迹，而是在朴实中求深刻，在白描和染色中揭示生活的真理，是作者戏剧艺术手法炉火纯青的标志，亦是抗战时期话剧艺术的最高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