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黄梅天——夏衍的《上海屋檐下》(1)

1937年7月,37岁夏衍的终于完成了他的剧本《上海屋檐下》,几天后,这个剧本开始排练,准备正式演出。夏衍对于这个剧本的公演抱有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个本子的故事很好,与当时名声很大,上演次数最多的《雷雨》《日出》等相比,毫不逊色。

故事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段三角爱情,是一群集聚在老式弄堂拥挤住宅里的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悲剧,是一部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交织的大合奏:

被捕入狱八年的革命党匡复终于被释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但却得知了一个让他心碎的消息——妻子已与林志成同居,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这三个人都陷入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之中。彩玉想和匡复追寻过去的幸福,但当林志成负疚欲走时,两人回想起八年患难与共之情,又难以分手。最终匡复理解和原谅了他们,在孩子们的劝告下,匡复克服了自己一时的软弱与伤感,留言出走。全剧除了这条主要情节线而外,还有几类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悲苦的人们都拥挤在同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上海屋檐下》是中国的戏剧创作的一次大突破,中国的戏剧美学思想由此开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国戏曲和文明戏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创作模式,而是将一群小人物的细微事件交织在一起,通过人物种种的语言和动作,进行了绝妙的心理描摹。

中国自唐宋时期有传奇故事开始,到元明的戏曲,创作中似乎都在遵循着同一个规律:在故事进行到曲折的变化时,往往以情节描写为主,而不采用直接的人物心理描写。西方文学在近代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勃起之前,也是着重于情节故事,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莫里哀等人,他们都有一套编剧法则来指导自己编创剧本的情节结构。17世纪,法国的斯特里布干脆将戏剧做成了一系列细节精致、情节严谨的结构剧,就是在后世被广为赞颂也广为批驳的“佳构剧”。但是19世纪以来,易卜生、萧伯纳,尤其是俄国的契诃夫完全打破了这种模式,将小人物和小事件,甚至是哀愁思绪,一些成不了情节的生活元素都统统写到戏剧里,使他们的剧本里充斥着散文一样的盎然诗意。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其实文艺作品不一定非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的不仅可以是故事,让观众感同身受的可以是一种思想,甚至是人文关怀!他们改变了西方观众的欣赏习惯,拓宽了文艺的思路,也革新着近代文化的精神!

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戏剧拘泥于情节,比较容易落入程式化的窠臼。到了近代,文艺风格依然没有突破,像是曾经风行的“才子佳人小说”、“鸳鸯蝴蝶派”等,依然在延续着古典文艺的俗套。这样的创作方式,到了文明戏、爱美剧时代,虽然有许多崇尚西方文艺的剧人们试图打破,但却因为一味模仿西方,反而失去自我,末了还是落入到编故事的套路里去。进入话剧时代,曹禺的《雷雨》问世,开创了话剧的新时代,但是其中乱伦、负心、自杀等情节还是有模仿古希腊和西欧戏剧的影子。就是曹禺自己也承认“《雷雨》写得太像戏了”。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