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我被关进了陆军监狱。我虽然还没有和狱中的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在重要的关头，我感到有党在关怀我，指示我。例如，刚关进乙监第三笼子没几天我就得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注意姓李的”。当时笼中没有姓李的，我正疑惑不解；当天下午就关进了一个青年政治犯，口口声声说他是什么“西山会议派”，他是“反蒋”的，等等，我一问，他说他叫“李××”，我马上恍然大悟，说话更加警惕起来。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听说有个人是我党的团干部，但每审他一次紧接着就有隐秘严谨的同志被暴露出来，有的甚至被枪毙。
不知从何时起，我所在的甲监传出了去反省院的消息，说是国民党要办一个这样的机构，对政治犯进行“改造”。这个“改造”很简单，只要愿意去反省院短期学习三民主义的，并在学习后写出“心得”，表示同意：“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并表示“是受了共产党的骗才加入CP和CY的，自愿脱离CP和CY，为国民革命而努力”，就马上可以获释。
消息传开后，有些人议论，有些人猜测，而绝大部分人则沉默。
一天上午，警察封锁了甲监，看守们打开笼子，叫把各自的行李捆好，搬到门口来等候点名，点到谁就自己扛起行李走出甲监。随即，点名开始了，大部分人点到了名，只几个人没点，我也在没点的其中，又被锁在笼子里，第二天上午又送回几个人来，这次看守对我们说明了，凡刑事犯都不能反省。这下我明白了，我是被怀疑的“杀人部长”，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我杀过国民党的人，但我是他们怀疑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政治犯，不具备去反省院的条件。一旦证据确凿，不是判刑就是枪毙。
我的病在狱中越来越重了，最后敌人把我送进陆军监狱瞭望塔低层的停尸房，凡是病重或濒临死亡的犯人都关在这里。
瞭望塔有四层楼高，楼底停尸房是一间阴森的大房子。这里空无一人，我被抬放在一个角落里。
一天工犯送饭来时，我发现碗底有一个小条子，上写着“要求监外治疗”。工犯低声对我说：“明天医官来看病，你请求一下监外治疗！”说完拿起碗走了。
第二天医官来时我提出了这一请求，医官又让我写一申请，约一周后，典狱长来了，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 “刑庭批准你出监治疗，只有一个月，到时就要回来!知道吗?”我说“知道!”于是我马上被送到了监狱中间的办公处。那里有一个人在等我，但我并不认识，他扶我出了五层铁门之后，经他介绍，我才知道，他是杭州一个书店的经理，名叫黄道源。这是上海泰东图书公司给我出的保。我知道这是党在千方百计地营救我，因为泰东图书公司里有不少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是用连环保，把我保出了狱。记得那是1929年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