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的地下工作和游击生活使我劳累过度，患了肺病。我在上海泰东图书公司预支了稿费便来到杭州。我在这里的计划是边养病边等组织关系，同时为泰东图书公司写书。但由于我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在家信中暴露了我的地址，被家乡的敌人告密。1928年4月29日杭州国民党军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是他们的什么头头请我谈谈，就这样，我又被捕了。
“硬到底，也不一定不能逃出活命!”这句话是我在刚刚被关进国民党公安局拘留所时，一个早已在押，年约40、面色青黄的难友，乘看守不注意时对我说的。我十分急切地希望听到他能对我作出进一步的指教，因为我从他积劳成疾受尽折磨的体态，感到了他的坚毅不屈，但是看守盯得那么紧，使我不得机会和他说话。他大概是从我那年轻而没经验的眼光中感到了我的急切。夜晚，他乘看守稍不注意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赶紧准备口供，必须尽量圆满，要自始至终不改!”说完他睡了。他的话使我整夜不能入睡，反复考虑着对敌斗争的口供。夜，是焦躁与不安的。
第二天上午敌人来叫我出去，但没想到竟带我到了一间客厅，桌上摆满了酒菜，说是他们局长请我吃饭。在座的有五六个国民党官员。他们开始对我进行恭维、劝酒，然后就是明显诱惑和收买的说辞。很明显，他们企图让我说出政治观点，还问我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好哪个坏，但我始终说我不问政治，我是写小说的。狡猾的敌人看我不说什么就又对我劝酒，我借口不会喝酒拒绝了。他们的目的没达到，饭后又把我押回了拘留所的笼子里。
经过这第一个回合，使我感到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来鉴定我的共产党身份，增强了我对敌斗争的信心。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旦他们从河南调来了我的材料，就可能会杀害我，请我吃饭只不过是审讯的开始。
不出所料，第二天我被带进了审讯室，由于我死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咬定我不过问政治，敌人仍毫无所获。敌人用老虎凳在两星期之内折磨了我三次，每次都直到我不省人事为止。
在第三次的审迅中他们拿出了掌握的材料，逼我承认我是一个杀人部的部长，和一个姓苏的专搞杀人勾当。这使我摸到了敌人的底，知道写信陷害我的人只是听了些浮夸谣言。于是我一方面强调有人看我父母早亡想谋夺我的田地；另一方面坚持强调没听说过哪个党有“杀人部”的机构名称，也不认识姓“苏”的。因为我估计他们并不十分清楚我过去的革命活动，所谓“杀人”指的是1927年冬我在信阳工农革命军六大队四支队任党代表时，地方苏维埃政权处决过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而所谓姓“苏”的则是对在处决的布告上“苏维埃”一词的误解。“硬到底”的决心使我在刑讯中始终没改口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