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希望的春天，党把我救出牢笼。党的温暖给了我精神力量，病也马上好了一大半。我来到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因为我在入狱之前曾整理了过去写的两部小说，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案》，另一本是短篇小说《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他们又马上支给我二百元稿费。我急忙去做了几件衣服，经过几天的休整之后，就踏上了北去的轮船。
轮船向前飞驶，我站在船尾，脑海中出现了监狱墙上一位苏联犯人画的那艘有气魄的军舰，心中充满了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眼望那奔忙追逐船尾的海浪，想到一个多月之后，敌人将对我进行的又一次追捕，将似这永远追不上船尾的翻卷海浪一样可笑而不自量，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当时我曾写了一首长诗，记得有这样几句：
北冰洋的春火，
烧炸了那铁的城壕。
高加索的雪峰啊，
捣破了晚霞的哀悼！
你灰色的狂波呵！
临死追逐，
也不过疯狂的微颤。
后来，我从北京继续北上，经楚图南同志介绍，我在吉林市的毓文中学找到了教书的工作。在那里我改姓谢，名潘号仲武。当时金日成正在这里读书。我在这个学校因宣传革命触怒了反动派，半年之后就离开了可爱的同学们，到了哈尔滨五中此处有误，应为齐齐哈尔昂昂溪五中。——编者注和我党的邹大鹏同志接上了关系。
1929年国民党发起了进攻苏联的战争，我和邹大鹏同志在这时期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斗争。我们到火车站去迎接张学良的国民党败兵和俘虏兵，把我党揭露国民党真相的宣传刊物送给这些军队，让他们认清形势，同时也送点食品给他们，表示慰问，争取他们，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敌人在日本。我们的斗争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我们被宣布取消教学资格，赶出学校，并不准在东北停留。
1930年我又回到了上海，先在工联后又调到《红旗日报》社工作。在此期间，党的中央组织部对我的情况经过调查，正式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1932年派我到满洲省委担任秘书长，于是我又来到了东北。
1935年，我在北京接受了办《北方红旗》日报的任务不久，“一二·九”运动开始了，和我接头的马同志被捕了，紧接就是我的堂哥尚仲衣——一位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共党员——也被捕了。我的关系全中断了，只好离开了北京到宁夏去找党，在宁夏第二中学因有国民党蓝衣社的人，我和他们的斗争是隐蔽而激烈的，后来我终于被他们借口开除。于是我又来到第一中学教书。在宁夏我找不到党，就团结了一些进步学生开展工作。
国民党教育厅的人从“北大同学录”中发现我是英国文学系毕业，就来找我去翻译一篇东西，这是一篇英美包围陕北的秘密计划。我为了了解秘密就做了这个翻译工作。
1938年，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又找不到党组织，就决定到延安去找党。有12个同学听说我要走，他们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去什么地方。他们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还不肯回去。半路我们下马车去吃饭，我才拿出了我事先写好的一封信，让他们拿着过黄河到陕北延安去找党。我的信是写给延安党组织的。信中做了自我介绍，并把我在宁夏对这12个人做过党的宣传和教育一事向党做了汇报，希望党继续培养他们做宁夏建党的骨干。我因带着孩子、家眷不能过黄河，只能绕道去陕北。后来我在武汉还接到了这12人的来信，说他们到延安后不久，党就分配他们去洛川学习了，他们很高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去宁夏调查我以后，我才知道党真的是派这些同志回宁夏去搞建党工作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成为宁夏的第一批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