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4)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往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量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乐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了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那时市面上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但到头来,人家北京有根,终究还是“叶落归根”了。那时,即使我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都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往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在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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