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往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量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乐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了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那时市面上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但到头来，人家北京有根，终究还是“叶落归根”了。那时，即使我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都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往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五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在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