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饲养”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几乎是一致地指认为对我“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更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我家厨房里飘出的气味，以及母亲经常在厨房外晾晒自制腊肠，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高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订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给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还有在南池子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一个剧目都看了。为什么我要把这方面的投资都算在母亲身上？因为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十二级，工资额算高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父亲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有一回我中学班主任来我家访问，他竟问人家我是在哪一所中学上学；母亲全权操办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身体很快地达于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我爱好文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文学青年”，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新苗”一类栏目投习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四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时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