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盛气凌人的教训人的语言，在此后的中国从未消失过。鲁迅认为这也是一种奴性语言的变种。他被激怒了，后来在革命文学论战中，他尽力克制，所使的语言和那些造反者的语言关系甚远。一方面是战斗的，一方面是智慧的、艺术的表达。那些温润而犀利的言词，与奴性品格的路径迥异。他本以为新的知识阶级是应有新的话语系统的，不料依然在旧的窠臼里。三十年代，他看到左联的刊物刊载骂人的文章，很是失望，在给周扬的信里，他说：
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所希望的新的斗士的文体，乃没有杀气的、带有严明理性和趣味的、充满爱意的词语。他后来在柔石、萧红、白莽的诗文里，看到了这样的曙色。那些虽被压抑和宰割的青年，他们在反抗之余，还有无边的暖意在，也实在是感人的吧。他所喜欢的青年的文字，都没有旧文人气。在为白莽《孩儿塔》做序的时候，鲁迅写道：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这别一世界，恰是鲁迅所神往的。因为它们远离帝王气、士大夫气和奴才气。他一生苦苦追求的，就有这类的存在，希望在汉文明里，出现先前所没有的精神的闪光。中国要有希望，自然要这样的诗文的增多。他自觉地与旧的文明保持距离的选择，不是人人能够深解的。
其实，我们看他的文章，就是典型的从奴隶语言中解脱出来的新语文。在那里，模棱两可的温吞消失了，自以为是的霸气被真诚的爱意代替了。在激烈辩驳的文体里，我们有时也能感到他的无边的暖意在流淌。汉魏的风骨和浙东的神韵，都在此飘出，尼采、果戈理的文字中峻急的一面也被转化成朗硬的词句。有人骂鲁迅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看看他在文体上的创新，就是在今天，谁还能做到呢？
对非奴性的语言的建造，主要体现在他对青年的扶植之中。他欣赏萧军、萧红的主要原因，是那里没有萎缩的、欺骗的语言。他认为左翼作家是该创造出新的、没有绵羊气的文体。这应当有汉代造像那样的气韵，也有司马迁式的朗健在。其实他在高尔基、巴别尔那些人的语言里感受到了新话语的诞生的可能。在其培养的作家、画家那里，新的文风是使人心动的。
我有时候看到他的藏书，见到那些乡邦文献和野史笔记，就深感他的趣味里的隐含是那么丰富。那些不得志的士大夫的文字，都多少有一点闪亮的词语，在暗中眺望着地狱之口。古人有性情的人，总能绕过陈旧的表达，进入幽微之所。正史里记载的一些文人，也有可值得肯定之人。他赞佩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欣赏屈原则是“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对东方朔、司马相如也有中肯的评价。在他看来，文化如果能够调动人的潜力的开掘，则会有另外的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