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日章先生跟我有一夕之谈，一见面他就鼓励我：‘你这个人将来能做一番事业。’并教诲我，他说了三句话，我信守了一辈子。我现在把他的话说出来，一是算我纪念余日章老先生，二是也让他的教诲能起到垂诸后人的作用，别让这么好的话让我带到棺材里。他告诫：一个人要想干番事业，第一，你不要作伪，你若作伪，伪来伪去，最后非伪到你自己头上不可。我受他教育，所以我这人不作伪啊。第二，要尊重舆论，不要自己假造舆论。现在大多数人都为自己假造舆论，这是一种社会的通病。第三，要勇于牺牲自己，为黎民百姓解决痛苦，不要为了摆脱自己的痛苦而牺牲大众的利益。第三条，最要紧，它像一片阳光跟了我一辈子。”
1995年11月，张学良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做感恩礼拜时，还特别提起一个叫约瑟夫·普赖德（Joseph Platt）的人：“我很敬仰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和上海青年协会的总干事余日章先生，尤其是那时候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莱特（即普赖德）先生，他很保护我。”“我这一生对我最要紧的人就是约瑟夫·普赖德。他没有贵族思想，我现在这么想他，他不但是平民思想，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做阔少爷，他对我比较同情的。我那时要离开，是他给我买的船票。他是帮我忙了，他赞成我走。那时美国不能打工，他就说介绍教会给我，帮我忙啊，所以我的思想受他影响很大。”张学良因对信基督教的人产生了好感而对基督教也有了好感。时间不长，因张作霖反对他去美国学医，安排他进了奉天讲武堂，他也就离开了青年会。
在张作霖的安排下，19岁的张学良走进了讲武堂。“没去当军人之前，我已经差不多信教了，差不多。”“我一当军人，这生活就非常的野了，放荡了。”“当了军人之后，可以说关于宗教，完全像抹掉了一样。”和青年会“没有时间来往了”。
与今天信教者多为受家庭、亲戚影响不同的是，张学良宗教意识的启蒙受多方影响：第一，初入城市的好奇心，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原点。如果没有母亲的去世，他可能还生活在新民县，那可能就接触不到城里的新鲜事物，也接触不到基督教。第二，张作霖的地位和让自己的外文翻译教张学良英语是张学良接触基督教的阶梯。如果张作霖不是民国二十七师师长，不是奉天省省长，他也不一定请外文教师教张学良英语，没有这样的地位，也请不来这么好的外文老师，那样，张学良也不可能对基督教青年会发生兴趣。第三，省长家庭对政治的接触和敏感，尤其是与外国人的接触和外国人、传教士对省长的巴结，为张学良接触基督教创造了便利条件。第四，张学良内心的苦闷和挣脱苦闷的急切心情为他接触基督教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这样，他才对信基督的人产生了好感，进而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
此时的张学良，尽管他自己说“差不多信教了”，但他对基督教的印象还处于朦胧、模糊的阶段，充其量是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更多的是集中于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新鲜事物，如网球、乒乓球、新鲜杂志、印刷精美的图书、演讲等。他对基督教的教理、教义基本是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即使对宗教的好感也被少年的苦闷、对新奇事物的吸引厚厚地覆盖着。就是这样的初步印象，在当时的中国处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少年也是极其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