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满迷茫、无奈的苦涩跋涉
张学良的宗教观与他流星般的政治人生和漫漫长夜般的囚徒生涯相生相伴。
他在十几岁茫然无知的少年时期，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接着是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伴随他36岁后政治囚徒生涯的开始，宗教信奉者或称研读者的漫漫人生也随之起步。
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宗教的本质必须“到宗教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现存物质世界中去寻找”，对于没有浓重宗教色彩的中国人而言，个体的人接近宗教的原因也要到他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中去寻找。任何人接近宗教或明或暗的总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或者源于生活突遭顿挫，或者突陷茫然与困惑，或者突遇某种机缘。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是张学良接触宗教的起点，起点的背景可追溯至他11岁时母亲的去世。亲生母亲去世后，他随其庶母卢氏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奉天城。当时的奉天城，虽比不上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却也是东北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一直生活在偏僻乡村里的张学良，目睹城里各种带“洋”字的新鲜事物，诸如洋车、洋房、洋货等，感到格外新奇，自此眼界大开，努力学习新知识。他的老师金梁曾评价少年时的张学良：“十三四岁时，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1915年，父亲张作霖任民国二十七师师长，授陆军中将衔，第二年，任奉天将军，未几，任奉天省长。张作霖虽居高位，却疏通文墨，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时代的旧式将军、省长，深感读书和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他不想文墨不识的窘迫在他儿子身上重演，特让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教张学良学习英语。为了培养张学良，经常有意让张学良接触“洋人”。
按北洋时的习惯，每到国庆，省政府都要请客，客人里边有很多外国人，不单是西洋人，东洋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省长张作霖请客时，就让张学良充当招待员。这样，张学良认识了很多外国人，其中有一个英美烟草公司的人，很好玩儿，很活跃，张学良很愿意和他接触，和这个人打高尔夫球。当时在奉天的外国人经常开会，苏格兰人有苏格兰人的会，日本人有日本人的会，有时候这些外国人请张作霖去参加，张作霖不愿意去时，就让张学良代他出席。
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司督阁在奉天办了一家医院名为施医院，为啥叫施医院呢？因为医院是靠奉天人施舍捐建起来的，张作霖也捐了钱。那时张作霖是民国师长，军队里需要军医，司督阁就把他的学生王少源推荐给了张作霖。王少源就从奉天施医院的医生变成了张作霖军医处处长。“他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会友。那时候在奉天，苏格兰长老会是最活跃的。我受这个人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就是他影响我。”那时有病，张学良身体不大好，16岁那年大病一场，吐过一次血，数月不起。王少源不但把张学良的肺病治好了，也把他的心病治好了。
那时张学良很悲观，思想消极，为什么悲观？“我看东北在日本的势力下，也没有什么发展了，‘二十一条’那一签，我们东北人差不多是半个亡国奴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朝鲜人第二了。那时候日本已经是个强国，我国没有什么力量去对抗。那心里非常难过，闷得上，觉得干什么都没啥前途。”王少源一边给张学良看病，一边开导他，所以，张学良说：他影响我很多的事情，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更。王少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时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里的人。他开导张学良，要经常出去走动走动，到外面散散心，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整天躺在床上看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