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认为比较好的日本政客，和张学良接触后不是死于抑郁，就是死于非命。
1929年7月，由于张作霖被炸事件，日本田中义一内阁被迫解散，滨口雄幸内阁诞生。滨口内阁外相币原喜重郎币原喜重郎（1872—1951），曾任日本驻荷公使、驻美大使。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等内阁的外相，历经五次内阁变更，故有“币原时代”之称。因其主张同英美协调，“尊重”中国的合理要求，受到军部和大多数枢密院顾问的责难，被称其为“软弱外交”。“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同时也宣告了币原外交的破产。取消了佐分利贞男就任驻苏大使的内部决定，改派其到中国做驻华公使，以缓解田中内阁恶化对华外交的影响。同年8月，佐分利前往中国，广泛与中国官员接触，为重启中日交涉做准备。张学良与其也有一次较深入的交谈。
我与佐分利氏在日本领事馆谈到深更半夜，那时，满洲有许多悬案等着解决。佐分利氏说：“我回到日本以后，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我答说：“我也尽我所能，能做的我一定会做。但你们不必指示我该做什么，做不到的还是做不到。”
我跟佐分利氏谈得很多，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张学良眼中这位“非常好的人”，回到东京的第九天，1929年11月29日凌晨在所住饭店右手握着手枪，子弹贯穿了他的头部。警察机关断定是自杀。但了解佐分利的人认为，他是个左撇子，右手握枪有问题。币原外相对其自杀的结论也表示怀疑。自杀前三天，佐分利和币原见过面。币原说：“（11月）27日，我与公使见过面，他看起来很好”，“从他那健康的态度和行动看来，决不会自杀。如果是自杀，我想不出任何原因。”张学良大概是最后见过佐分利的中国人，他根据对日本军人的了解，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他不是自杀，而是被杀。当时，日本的军人发疯了，不但对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元老和重臣，也用暗杀的方法。
佐分利氏去世，我非常难过。这时我觉得日本已经完了。我认为，我已经不可能与日本合作了。
当时我对日本非常不满，但又很清楚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交战的能力。因此，能让步的我都想让步。但那时的日本军人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所以实在束手无策。我们很想跟日本合作；但这个所谓合作的条件，绝不能说是条件，他们把我们中国人当作奴隶看待。
佐分利的突然死亡，给中国当局很大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曾说：“佐分利公去世，将使我们彼此的谅解化为泡影。……这是中日两国莫大的损失，实在太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