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可交之人,也有可师之处(3)

当张学良得知床次早已去世,此事与今天的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回答后说:

我跟他亲自交谈过。他说:“如果做了首相,我希望解决中日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我必须出来竞选政友会的总裁。但需要很多钱。”

我问他:“我能帮什么忙吗?”

床次很不好意思的答说:“如果能帮我,那太好了。”

于是我再问他:“竞选总裁需要多少钱?”他答道:“需二千万元。”

我说:“我来出好了。”

他答说:“不要送我,借我就可以。等我能还的时候还您。”

我们这样约定。惟临走时他说目前需要五十万元,因此我送他五十万元。据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回忆:1928年底,床次来东北与张学良会谈时,谈过竞选经费问题,但当时并未将钱带走。第二年初秋,竞选在即,床次便派他的心腹赤冢和鹤见来到沈阳,先向负责东北对日外交的王家桢吐露了筹集竞选经费的此行目的。赤冢介绍说,日本本次大选,无论从人心向背上说,还是从政党人物的号召力上讲,都非床次莫属,他们现在万事俱备,只差选举经费问题。王家桢将与二人会谈的详细内容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认为:“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取胜,将来组成内阁,日本政府将会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态度,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暴力,这是值得的。”张学良让王家桢代表他进行具体交涉,赤冢提出:“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90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希望贵方负担三分之一。”此数折合中国大洋约150万至200万。鹤见补充说:“我们主要的让步是,日本允许将南满铁路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符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那样。”张学良听完王家桢的汇报后说:“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200万,就是再多也可以。”但为慎重起见,决定先支付其50万元,其余的在王家桢日后去日本面见床次后再说。赤冢二人收到现款,即写了一张收条。这收条就是后来惹下大麻烦的那张收据。是年底,张学良派王家桢带钱赴日与床次见面。王发现床次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王便把钱带回。后来,田中内阁垮台。民政党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张学良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从而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宣告失败。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双方都采取极谨慎的态度。努力失败以后,张学良为慎重起见,便将赤冢和鹤见写下的那张50万元的收据收藏于卧室的保险柜中了。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张学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4页。

经过没多久,我得知他没选上总裁,所以二千万元也不必要了。

五十万并没还,两千万他没要,他要要,我就给他。所以后来日本对他很不好,就是看他拿了我五十万块钱,后来日本看见了这张收条。

占领张学良官邸的日本侵略军看到这张“收条”,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位刚及而立之年的“少帅”已把抵抗的触角伸向了日本政坛,更没想到竞选日本内阁首相的政党将求援之手伸向了张学良。“日军从张学良金库拿到这五十万元的收据,这张收据被反对党在议会作为丑闻的证据。”“当时,就日本来说,张学良是敌人,拿敌人的钱就是卖国行为。”“床次在这椿丑闻后没多久便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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