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的书，张学良显然读过，他说：北一辉主张，先占有中国的边疆，再夺取中国内地，“把内地夺取后，一定要花费许多钱来经营管理，不但无利可图，甚至会赔账。所以对内地，只要控制得住，先占有原料市场，进而实现资本与生产的独占就可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办法，大致没有违背这种主张。”日本对东三省、绥远进行武力夺取，对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进行经济侵略。
这种办法，对日本帝国主义实在是最实惠的，既可缓和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又可以完成进攻苏联的准备。同时，这种办法，对中国方面来说，又是最厉害的，夺取了边疆，占领了国防要地，切断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络，等于使中国困守绝地，无法不俯首帖耳的听命。用经济侵略内地，不和当地民众直接冲突，喝了我们的血，还叫我们不发觉，不知起来反抗。用经济控制的办法，实在比用武力征服聪明得多，厉害得多。
本人在东北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首先也是提出“经济合作”的要求。他们所谓“经济合作”就是经济侵略。（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我常同日本人说：我们是主人，你们是客人，对于我们财富的开发，我们是有自主权的。即使需要你们的人力和财力，就是技术和资本，同你们合作，但在数量上你们是不应该超过我们的。其办法具体的说，我们出55%的人力、财力，得55%的利益。客气点的，各出一半，各得一半。这在我们这方面已经是很让步了，你们不答应，我们再退一步，你们出55%的人力、财力，得55%的利益。你们若再不答应，你们定要出90%的人力、财力，（得）90%的利益，这叫什么合作呢？”（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第四，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目的有四种：（1）解决“日本国内工业原料的供给”不足问题；（2）为日本商品开辟“新市场”；（3）向东北移民，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稠”问题；（4）实现对东北“资本的独占”。（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极富侵略性和扩张性，并产生了强烈的霸权意识。尽管此时的日本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上仍远逊于欧美强国，但其国家“使命”中所潜伏的与欧美列强对抗的意识却日渐增强，它所奉行的暂与欧美妥协的权宜之计，实际上隐含着将与欧美列强在东亚竞争进而争霸的战略企图。欲与强国争霸，须有强大的国力，而日本的野心与其国力是不相匹配的，这就导致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有了特殊的“使命”。井上清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时曾征引过一段话：竞争瓜分东亚的主要目的，就日本来说，正如伊藤博文露骨地指出的那样：和“仅仅为了侵吞国土或荣誉”的“昔日之战争”不同，“其目的在消除向国外扩充工商业利益时的外来障碍，或主动地向世界扩展工商业”，即“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伊藤博文演说集》）。伊藤博文所说的对外战争“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是指在对东亚弱邻进行殖民征服时必须给日本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以弥补日本扩张野心和其国力贫血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