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在发布战争命令时有时比较隐晦，有时是让军人揣度他的旨意先去做，然后他再根据局势发展默认或鼓励。正因为天皇的虚伪和狡诈，他欺骗了许多人。
天皇的虚伪可以欺骗离他很远的人，但欺骗不了他身边的人和了解真相的人。
比如日本学者江口圭一记载，“九一八”事变第二天，裕仁把现状作为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北京—沈阳）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最后的残余”。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城市空袭。时任天皇侍从武官长的奈良在他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1932年1月8日，裕仁天皇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曩者满洲事变勃发，关东军将士基于自卫之必要，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完成芟伐，此后，凌艰苦，冒祁寒，荡伐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任务，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
历史学家井上清对天皇嘉奖敕语进行了如下评价：“这一敕语清楚地表明：裕仁的军队不管是擅自发动侵略战争也罢，擅自扩大战争也罢，只要取得成功，他就认为是应该加以赞赏的。”裕仁天皇以敕语的形式把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从“无诏书的战争”变成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的“圣战”。
“天皇制是一种机构，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绝对的国家机构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的极端化。以明治宪法为标志，近代日本极端的政治结构和极端的伦理结构完成了体制化和法制化，为日后日本走向各种极端奠定了制度基础。井上清指出：“根据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天皇必须承担战争责任。”
井上清进一步指出：“裕仁作为大日本帝国军队唯一的最高绝对权威，是根据他自己对各种条件、情况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判断，推行和指导了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为止的一系列侵略战争。”“裕仁杀害了数千万亚洲人”。因此，裕仁是“战犯、法西斯，是杀害5000万亚洲人的最大最高元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