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黄蜂》开始了汉德克一反传统的小说叙述风格，那么《无欲的悲歌》则从趋向于语言实验的叙事模式转向近乎写实的自传性文学，代表了“格拉茨文学社”一个新的转折，成为引领上世纪70年代德语文坛的经典之作。汉德克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是母亲于1971年底自杀；母亲被异化的人生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汉德克把这些传纪和自传因素融贯到一个从《卡斯帕》以来始终不断发展的主题框架里，那就是异化的生存方式在摧残着人的生存；语言是一个被自然而然所接受的社会秩序的统治工具，语言模式同样在异化生存。在回忆母亲和反思语言的交织中，作者细腻而真切地描绘了母亲在一个具体而僵化的社会现实里被扭曲的人生。
在这里，汉德克打破了迄今所遵循的叙述风格，几乎重蹈了被他嗤之以鼻的“叙述文学”之道。小说叙述是以一位51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开始的。叙述者“我”立刻要义不容辞地写一篇与这个无名无姓的消息针锋相对的文章，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在叙述者极具张力的感同身受中，这个“故事”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案例”。母亲的生存世界是非常狭小的，她只能在幻想中逃脱到过去的梦境里，而一个幻想的明天对她来说是陌生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她被迫嫁给了一个酗酒者，短暂而快乐地感受过1938年奥地利被法西斯德国吞并后的情形，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争，接着安身于贫穷的小市民生存状况中，时而也有小小的反抗。她钟爱文学，因为文学给她带来一种解脱，至少使她有能力来“谈论自己”，感受自己。在阅读行为和由此而产生的对话中，语言作为社会异化的工具毕竟会转化为分析自我生存条件的工具。母亲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这就是一个女人受制于外在现实的生存之路：“个人的命运，即便它真的什么时候作为某种独有的东西有过发展，彻底被非人化了，连做梦的余地都没有了，并且泯灭在宗教、习俗和美好道德的礼仪中，因此，个性中几乎连一点人性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汉德克）
在《无欲的悲歌》中，对母亲的故事的描写和对叙事在审美感知上的反思相互交织在一起。对叙述者而言，感知母亲被扭曲的人生成为一个痛苦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一个叙事问题。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越来越偏离了最初保持距离的客观叙事态度，从而成为身临其境的经历者，感同身受的回忆者：“在我写这个故事的几周里，这个故事也不停地让我思考。写作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是对自己生活中一个已经完结的阶段的回忆，不过是以语句的形式不断装作回忆的样子而已，这些语句只是宣称保持了距离。我依然会不时地在深夜突然醒来，就像从内心深处突然被轻轻地推出睡梦，体验到自己如何在因为恐惧而屏住呼吸的同时，身体一秒一秒地在腐朽。黑暗中的空气凝固不动，让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重心，仿佛拔地而起，只是在没有重心的状态下无声地四处飘动，马上就要从四面八方砸下来，把我憋死。”（《无欲的悲歌》）
《无欲的悲歌》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作者后来把这种愿望具体形象地寄托在另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左撇子女人》中。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