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较大的北京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1994年秋天，我对两个退休的女士进行了细致的访谈。在不到两个星期里，我在同一家麦当劳看到了她们三次。她们是姐妹俩，都已年近六十，一个住在南城，一个住在北城。当看到1992年4月麦当劳开业的新闻后，她们作了定期在王府井的麦当劳（正处在两家的中间）会面的决定。两人时常要一份汉堡和饮料，聊上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她们告诉我，她们喜欢麦当劳的环境，它干净、明亮、恒温，比记忆中的老北京茶馆好得多。姐妹俩熟知麦当劳，知道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开张的情况，也对麦当劳的工作和管理了如指掌。当我问是否还有类似的顾客时，她们笑着说，“当然，”并告诉我她俩还在麦当劳结交了一些新朋友。
北京的消费者不仅仅把麦当劳视为休闲中心，还将它作为个人和家庭庆典的场所。最常见的仪式当然是儿童的生日聚会，在下文中我会详说。另外，成年顾客也会在那里举办庆典（虽然较少，而且成年人的庆典并不是麦当劳主打的活动），尤其是一些同龄的年轻女性时常这里举办团体活动（麦当劳不提供酒精饮品，这为女性的聚会提供了方便）。在我调查的97个学生里，有33个（其中9个男性）参加过麦当劳的生日聚会、欢送会、期末聚会，以及出国求学的庆祝仪式。一对50出头的知识分子夫妇告诉我，他们曾经三次在麦当劳举行庆祝仪式，一次是小儿子从别的城市大学毕业归来；一次是结婚30周年纪念；另一次则是近来妻子加薪。他们选择麦当劳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们觉得麦当劳比老旧的传统餐馆更新、更时尚；其二，对家庭聚会来说，这里的花费不算太贵（在传统餐馆，他们得花上100元，而在麦当劳，全家的花费超不过30元）。
直到迁址之前，邻近天安门的麦当劳一直是民众最钟爱的聚会地点。1993年5月，一群年轻的当代艺术家还曾经在麦当劳里组织了一个展览，展示先锋艺术和时装，包含了一些艺术具有政治性的主题，如背上印有苏联国旗的牛仔服。这一展览由北京的两个研究机构组织，并邀请了一些高层的官员和著名的学者出席。这是唯一一次麦当劳和政治性的事件扯在一起，也展示了洋快餐所承担的仪式功能。
麦当劳之所以在北京成了多功能的用途餐厅，得益于当时的北京缺少咖啡厅、茶室、冷饮店；此外，这也是它自身努力的结果，管理者以诱人的环境，尽可能多地吸引顾客。当地的管理部门接受了消费者把麦当劳作为一个与传统餐馆截然不同的地方的看法，他们也不打算教消费者们接受“吃完了就马上离开”的美式做派。但麦当劳如何解决高峰时刻的座位问题？答案是靠自我调节，因为大量等座的顾客自然会对吃完了的人产生压力，更重要的是，高峰期的麦当劳可不是一个休闲的去处。
本土化的第三个策略，是强调营造一种中国式家庭的环境。北京麦当劳的内墙上时常贴满了强调家庭价值的明信片和标语。为了营造家庭式的环境，餐厅雇用了不同年龄段的员工，并安排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员工作为接待员（下文再详述）。当时，很多已婚的子女已经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周末去吃饭。他们把这顿饭视为营造家庭和睦与稳定的方式。为此，麦当劳还制定了一个口号：“欢聚麦当劳，共享家庭乐。”在农历新年、中秋节等假日里，餐厅还会延长开放时间，并赠送小礼物、组织各种活动（如由志愿者组成的表演等）。总店的经理说，相关的行为是为了把麦当劳营造成一个真实可感的家庭化场所，以满足那些不想或不能在家里享受假日的消费者。这些家庭式的环境在报纸上被不断提及，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
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去麦当劳的目的大相径庭，他们绝不是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