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学界对快餐业的研究多集中于生产（production）上，重视的是管理与劳动者。相关的出版成果就像一场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论战：一边坚称麦当劳是工作与就业的创造者，另一边则指责它剥削员工和浪费资源。本书作者尽可能多地访谈了麦当劳的经理与员工，也广泛阅读了关于快餐业的文献。但我们首要关注的是快餐业的另一个领域——消费（consumption）。消费者们如何评价麦当劳？对于付钱消费的人而言，快餐意味着什么？消费者的喜好、偏见与文化倾向如何影响到生产体系？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样的方法似乎没有什么新奇；在研究伊始，我们也这样想。然而，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快餐业的学者都没有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问题。文学评论家、大众文化学者、媒介分析专家只专注于谈论他们自己对快餐产业链的看法，宁可“自问自答”，也不愿和那些在麦当劳用餐的人对话。而商业界的学者则只关心麦当劳的管理与企业精神，把所有精力放在对高层管理的研究上。普通消费者偶尔会被提起，但总体而言，他们仍隐没于后台。
目前，研究麦当劳最好的书分别是罗宾·莱达（Robin Leidner）的《快餐，快谈》（Fast Food, Fast Talk）与约翰·洛夫（John Love）的《麦当劳：金拱之后》（McDonald’s: Behindthe Arches）。我们从这里和其他研究中获益甚多，但本书所采取的方法又有明显的不同，即我们的第一手资料多数来自对消费者的访谈。作为人类学家，我们让人们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我。我们同时关注消费者的身体语言和主导餐厅互动的公共行为规范，在其他地区的调查告诉我们：行为常常比语言更具说服力。在协作中，我们也对传统人类学方法做出了调整，整个团队不像一般人类学家那样单独研究，而是讨论制定一系列相同的问题，并通过传真与电子邮件保持常规联系。在首尔的洞见有助于我们在香港和台湾的调查；而北京的“麦当劳阿姨”现象则促使我们深入研究企业语境中对亲属称谓的运用。五位研究者都有在当地调查的经历（有三位的调查年限甚至超过了25年）。
1989年，当柏林墙倒塌时，两个东德的年轻人越过边界，来到了一家麦当劳。后来，其中一位在给自己表兄的信里描述了这一经历：“凯蒂迅速冲了进去，而我则站在外面，把双眼睁得尽可能大。我被这一切震撼了：如此现代！由玻璃构成的白色建筑，窗户无比漂亮，屋顶的样式只在西德的报纸里见过。看着这一切，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刚从25年的牢狱生涯中被释放出来的犯人。凯蒂将我推进去，我俩用她带的钱买了一个巨无霸汉堡。我相信从我们的举止，谁都能看出我们来自东德。尤其是因为震惊，我从头到尾都像个跌跌撞撞的乡巴佬。”
——达芙妮·博达赫尔（Daphne Berdahl），《当世界终结的时候》
1996年11月，印度新德里开了第一家麦当劳。这一事件引发了印度教领袖的抗议，他们批评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出售牛肉（虽然印度麦当劳不卖牛肉）。一个年轻女性在等待蔬菜汉堡时接受了采访：“我并不介意麦当劳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牛肉，我来这里只是为了体验它的文化。”
——约翰·祖布泽克（John Zubrzycki），《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