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妈妈了啊！
然而激情很快就过去，开始想到了许多本来跟自己看来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帮”，等等。
我回了一封长信，寄到母亲手上那天，好像快过年了，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他们住在北京劲松的一处大院子里，这就是说，那是许多人合住的一所房屋。
母亲是在晚饭之前收到了我的信，当然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一九八○年代前的事，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尚未出现，大陆依旧贫困落后，几家人家共用厨房跟起居室，母亲就凑着共用的起居室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再抬头，已时近午夜。这才发现，她已经在那个灯下站立了好几个小时，怀疑此刻是不是梦？
后来母亲又托人寄给我一盒古墨，我把这几块墨做了拓片，写了一篇散文，标题就是“拓片”，描述母子重新发现对方的感受。这篇作品并没有给母亲先读过，没想到却让大陆的报纸转载刊出，母亲读后，很是激动。从此母子之间便时有鱼雁往返。只是激情已过，当时两岸禁止相通，到大陆去是违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而且我也没有太高的意愿，毕竟分离得太久，记忆太模糊，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验。觉得能找到对方已经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两岸政治问题带来的阻隔，我们无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一只眼睛有一天也会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无穷。
进大陆之前，也有几位朋友提醒了若干注意事项，比如大陆亲友的贪婪、薄情、翻脸不认账，等等。他们有的更以亲身经验相告，听来惨败收场者也不为少，然而我却是个根本就没什么可输的人，这些言语参考参考就是了，我还是决定让母亲在一只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我的孝顺，只是义理之常而已。
那是在一九八八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许多年之后。好几位长辈跟朋友都比我更早见到我母亲，我总是想法子拜托人家帮我带一点什么去，其中也有外国人。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两三年，我一点也没有向他透露跟母亲有信件来往的消息，他既然对母亲只字不提，我就同样一句也不说。
我把与杨家骆先生夫妻合照的照片寄给母亲看，她的回信里对于杨教授很不以为然，我听了也一字都不讲，上一代的恩怨，用不着让下一代知道，即便是牵连到婚姻问题。我认为，再也用不着解释说不清的感情问题，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楚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行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因为既不想虚应故事，也恐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底地爱着我，必要的话，她会毫不迟疑地为我牺牲，包括她的生命，就这样，还不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