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大地的道德承诺
——读长篇小说《红襟鸟》有感
程树榛
一
读罢车弓（张坚军）的长篇小说《红襟鸟》，心头有些沉甸甸的。耳边响起著名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里的不朽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十三年前，我有幸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班当指导老师，在这届学生中，涌现出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这样一大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优秀作家。车弓在他们中间，算是比较“沉默”的一位。他的“沉默”在于，中断了将近十年、且已有建树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的创作（多部作品在省、全国获奖），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闻领域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去了。记得那些年中，我约他写稿，他婉言谢绝说在准备写长篇。在我的印象中，车弓为人诚恳、老实，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但不乏机智和才气横溢。他出身农村，当过兵，做过工，还当过教师和机关干部，生活底子丰厚。是那种厚积薄发型的作家。因此我对他一直有所期待。
果然，自2002年始，他接连放飞在心里“憋”得已久的三只“鸟”：一为“报春鸟”（即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长篇小说《名利圈》），被业内行家认为是“手掌上的舞蹈”，“改革开放后江浙大地农民企业家崛起、改变命运的报春哨音”。继而洋洋七十余万字，放飞“太阳鸟”（即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长篇小说《大商无界》），叙述中国晚清十大商帮转型时期的“宁波帮”商人，引起经济界和文艺界的热议，著名经济学家曹思源和文艺评论家雷达、崔道怡等人著文评论，即：“为何在洋务资本、官僚资本、民间资本激烈竞争的晚清时期，众商帮困惑颓靡，民族经济衰退，而宁波帮商人一枝独秀，形成以金融业为龙头的现代经济雏形？”本质“憨厚”的车弓，继续潜心创作，放飞第三只鸟——在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红襟鸟》中，对他立足的这片土地，作出历史和现实文化学上的阐释，用西方学者荣格致作家海明威的话讲，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这个人的亡故，就是这块土地的消失。”
至此，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名利圈》内的民营企业家吴洁文、企业家江流、金融奇才许慎生、推销员斯奇乃至市委书记谢航的沉浮起落，还是《大商无界》中闯荡上海滩、“赤脚汉不怕穿鞋人”和“在洋人口里夺下一口食”的三个师兄弟毛承章、李业甫、李少鸿及打破祖训“嫁女保庄”的钱庄主黄仲源、富家女黄家贞和贫家女陈秀姑生离死别的坎坷命运，以及《红襟鸟》中“出洋受阻”的张圣朝、兄弟相残的张振宗、张振耀及主人公张永成及继子张建国、儿子张启明、张启东与女主人公李纹、陈小燕波澜壮阔的命运，都有了合理的灵魂归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不同于陈忠实的《白鹿原》，也不同于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是江南这块灵山秀水、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和一幅幅风土人情画面，孕育了特有的人物。
二
在中国作家中，不乏寓人物故事于乡土风俗中的小说，车弓的特点是善于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城市地域文化精神糅合在一处，这就使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产生社会现实意义。
《红襟鸟》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新四军老战士波澜壮阔的一生。主人公张永成参加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他出生在浙东山区一个叫白鹤桥的村子里，当时的生存环境贫困恶劣。作者在卷一《家族前史》中有生动的概括：村口有架大辘轳车，人上山要“转动辘轳轮子摇上来”。路还是有的，“得转三个大弯子，多了五六里行程。”尽管这样，还比“后海相公殿滩涂饿死人强”。太祖父张圣朝觉得这地方“活得没精神”，出洋开西药房，结果被洋医罗瑞德父女“偷”走祖传药方败家。祖父张友香为兑现对大脚女子秀才娘子的承诺——让她“娘家人在荒年有一口饱饭吃”再下南洋，又因“为革命党买枪炮”而惨死他乡。接下来伯父张振宗为“让祖宗在地下睡得安稳”继承祖业，却因为信仰不同“兄弟相残”，杀害他的父亲张振耀。侄儿张永发（张永成哥）为报父仇认敌为友，“借日本人的力量灭了寡情的大伯”，使这个在小山村里轰动一时的“张氏廿四房”家族，终于彻底地败落下来。
故事在卷二《张永成的婚姻生活》才转入正题。在这些看似“轻松”的话题中，作者不慌不忙地讲述了张永成摒弃亲情，枪决“给志愿军造假药、产生恶劣后果”的同胞兄弟张永发，富有人情味地收养侄儿“小东西”（即后来继任他工作岗位的张建国），娶富有“浪漫色彩、把托尔斯泰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放在床头阅读”的美姑娘李纹为妻，按人物性格发展脉络，徐徐展开故事情节，把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寓入家庭中，埋下一个要继承祖先宏愿、壮志满怀却缺乏科学常识的理想革命者“改天换地”，进行社会与家庭革命的伏笔。
故事在卷三《战士与土地》中全面展开，这是一场多么艰苦卓绝、前无古人，比战争年代更为“酷烈”的硬仗，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张永成付出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围海建塘”增加土地面积，来改变这个县“人均土地不到半亩”“大饥荒时逃荒要饭饿死人”的景况。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十几年后改革开放，继子张建国（小东西）根据科学决策，在牺牲“六十九条活生生的生命”的纪念碑前，否定了他这代人认为是“政绩”的浩大工程，“开塘引水、废田归渔发展生产，让村人迅速富裕起来”。失望的张永成尽管苦恼，但为了人民的利益服从真理，把“权力”与职务让位于新一代干部……
在小说卷四《兄弟俩的纠结》中，离休后“回村修路”、让“山上与山下一样富裕起来”而“隔海观潮”的张永成，在“儿媳”陈小燕（兵团知青）兑现对另一块土地的承诺中，“逼使”张建国舍弃已经成功的事业而重返内蒙古，报答草原对他“哺育与恩情”；“逼走”下岗的长子张启明“不做窝囊废”，“像鸟儿一样觅食而南下深圳淘金”。同时，又让大学毕业回乡的次子张启东，回村办塑胶厂帮助村民共同富裕……
由于兄弟仨“思维观点的差异”，结局并没有像张永成所憧憬的那般“美满”。在卷五《心在远方》中，白发鹤面、已然暮年的张永成与此时变得与他同心同德的妻子李纹，不但经受了“启明的公司跨国投资炒股破产、为道德承诺赔偿损失”的“金融风暴”，而且还遭受了晚年“失子之痛”——因病从草原回归担任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建国，因患肝癌丧身办案中。就连为家庭亲情和道义而“战”，继任公司董事长的长媳陈小燕也身亡车祸……
然而，时代发展了，这片土地终于变得富庶。在山林里的红襟鸟吟唱声中，这个世界许多旧的东西消亡，变得越来越美好……
三
初读车弓的小说，感觉有些“累”。由于承担重大社会现实，小说开篇就很凝重，就像嚼着一颗青橄榄，但读着读着，滋味就慢慢出来了。直至读完全书，虽然心头沉甸甸的，却觉得回味无穷、爱不释手。车弓的创作手法朴实无华，全书由平凡的事件和细节组合，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他把人物“拿到火上烤，滚水烫”，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去”，“剥了皮、抽了筋地撕裂给人看”。像电影镜头一样地展现在人眼前，使你无法离开他。
这部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堪称有一定的深度。作者通过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心灵史诗的叙述，凝聚我国江南地区时代变迁的百年风云，使小说有难能可贵的历史厚重感。战士张永成的一生，为兑现祖先承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而战。他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有着许多历史遗留的“旧式农民”品性，如“传宗接代、封建家长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陋习，同时又具有革命者“信仰坚定、百战不殆、勇往直前”的气质。他是质朴单纯的，同时又是复杂的，在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复杂环境中，他“出淤泥而不染”，至死信仰不变，始终是一个大写的人。在他的身上，散发出这个社会值得推崇的道德力量和人文精神，是新时代文学画廊中一个“特殊品格的人”。
车弓通过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试图为一个城市的品质立言。书中时时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风土人情，有着特有的城市地域文化痕迹，如小说中的山（四明山）、小说中的水（三江水），而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散发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理性之美。我因为组织雅戈尔集团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个城市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深切地感受到这片神奇的土地（城市），蓬勃散发出来的道德精神力量。在这些年中，人们似乎一直在追寻：为何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同样的党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中，这个资源相对短缺、物质并不富裕的沿海城市，改变面貌相比同等城市要快一个节奏？屹立的“东方大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活跃在世界各地为民造福的“宁波帮”，几乎在一瞬间就实现了祖先所有的梦想。除了外因条件促使外，城市内在的文化精神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车弓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不仅留下“随人物逝去的一块土地的魂魄”，主要的是他为崛起的家乡故土，响亮地作出“诚信城市”的道德承诺。在当今物质充盈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应该询问自己：活着，为这片土地担负了什么？
2012年11月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