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重返世间
菩萨有四弘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梁漱溟的一生，围绕这四句话展开。
1916年，通过佛教实践，他逐渐达到了对现实世界的静观，他体悟到，人们所看到的大千世界，不过只是些现象而已；同时，他消除了自我精神深处的紧张感，个人之苦就此明晰。
1917年，他辞去北洋政府内阁司法部的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打算到衡山出家。一路上，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烈，他自问：“个人之苦容易超越，众生之苦如何解脱？”于是，打消了出家念头，返回北京，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
这种“舍我其谁”的菩萨行愿，与地藏菩萨“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有几分类似。梁漱溟秉承大乘佛学思想，不求做个自了汉，更想不舍众生，积极入世。
许多人疑惑，此时的梁漱溟，舍佛入儒了？
人喜“乐”厌“苦”。对于苦乐的研究，成为梁漱溟打开儒、佛两家之门的钥匙。佛家提倡“苦、集、灭、道”，教人清醒地认识“人生唯苦”的实相。然而，众生多在迷中，即便知道“识苦是良药”，也会心存畏惧。《论语》所说，多为乐与忧，而无苦意。既然众生嗜乐，那就用裹了糖衣的药丸来疗救他们吧。
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在一次朝会中，他以“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为核心作了一番演讲。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
——《朝话》
抗战期间，梁漱溟等人在香港办《光明报》。后日军占领香港，他们又历尽险阻，返回内地。在家书中，他写道：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
菩萨的救世之心，了然可见。
1953年之后，原为“座上客”的梁漱溟，忽然变为“鸣鼓而攻之”的活靶子，中国科学院专为梁漱溟组织了几次批判会。
当时，有些名士不愿受辱，自折生命之树。逆境中，梁漱溟则“风行草偃”，借此来修“菩萨六度”中的“忍辱”法。
之后，梁漱溟在家“闭门思过”，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这只不过是暴风眼里片刻的宁静。
1966年8月24日，许多中学生红卫兵敲开了他的家门。他们把梁家积藏的古籍、字画、手札及其他书籍等，堆到院中，付之一炬。
看着红卫兵围着火堆喊口号，梁漱溟没有吭声。他知道，面对这群无知的孩子，有理也说不清。当他们抱出两本大部头的线装书《辞源》、《辞海》时，他出来阻止了，“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别人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
红卫兵理都不理，依然把这两部书扔进火海，并告诉他：“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