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侧一张床，又窄又硬，是当年用“搁在两条长凳上的几块硬板合成的”。东侧一张三屉桌，桌前摆着一把磨得发光的藤椅。一个木书架挤在角落里。从北窗进来的光，上下午没有什么变化，先生执笔写字，不致损害目力。
书桌上，放着先生用过的茶杯、烟缸、笔架、笔筒、钟等物件，书桌左角立着一盏煤油灯。夜深了，“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飞虫乱撞”，有时“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风物依然，只是藤椅空着，先生没在这“老虎尾巴”里。
四周静悄悄的，仿佛先生写作倦了，搁下笔，到外面去散步了。
1924年至1926年，在这逼仄的、八平米大小的“老虎尾巴”里，在这盏煤油灯的光晕下，先生以那支“金不换”毛笔，写下《野草》、《华盖集》的全部及《华盖集续编》、《坟》、《朝花夕拾》、《彷徨》中的部分作品，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热风》等著作，翻译作品二百余篇。
在先生书桌上，我看到一尊观音菩萨，在一个小镜框里。
先生是与佛有缘的。
许寿裳曾写道：“民三（1914年）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
在1914年的《鲁迅日记》中，先生记录下他购买的八十余种佛教书籍，其中有《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等。
1915年7月，先生逐句校对佛教寓言集《百喻经》。为母祝寿时，先生委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捐款洋六十元。印成后尚有余资六元，又拨刻《地藏十轮经》。
1916年，先生购买《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并以十三个晚上抄录《法显传》。《法显传》记述着东晋高僧法显为求取佛经，渡流沙、越葱岭、泛沧海，舍身求法的事迹。
1936年，先生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对于舍身求法的僧人法显、玄奘，先生认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先生与佛教结缘，并非始于1914年。先生幼年时曾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1936年，已享盛名的先生写下《我的第一个师父》，回想那位“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虽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
先生书桌上的观音菩萨，是梁启超之子、后来的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察河北正定大佛寺时所拍摄的。回到北京后，梁思成拜访鲁迅先生，这张照片作为礼物留在这里。
这尊观音，头戴宝冠，项饰璎珞，帔巾下垂，她右腿屈起，搁于左腿之上，右手搭左腕抱住右膝，头微右侧，身略前倾。这一姿势，与凡人无异，因此，她最易让人亲近。这尊观音菩萨，因与殿中的主佛释迦牟尼相背而坐，被称为“倒坐观音”。先生非常喜爱这尊观音，赞其为“东方美神”。
——问观音缘何倒坐？因众生不肯回头。
先生知道，正是因为众生不肯回头，所以菩萨才发愿救度人心。
先生自问，救度人心应该走哪条路？他试着给出答案，“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行走在柏油路面上的人，很难理解先生当年披荆斩棘的艰辛，以及那血淋淋的代价、找不到路时的彷徨。
先生决意不再做那个时代的彷徨者。他想，人心沉迷时，善意的劝慰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他决定作“狮子吼”，来振聋发聩。
先生以金刚怒目的方式关注民生，以菩萨低眉的心肠写救世的文章。
先生书桌上的菩萨，一直在他抬眼可及的视线里。
因此，先生知道，虽然自己在孤独地行进着，但并不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