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工作上的事情搞得我心烦意乱。我手下的一位住院医师，不怎么情愿地来问我是否有时间就某个问题给点意见。我还以为是关于感情方面的问题，就一口答应了。没想到他说我所在的部门有个职位想要让他任职，底薪是一万五千美元，他想问我该不该接受这份工作。
作为他的上司，我只能努力掩饰自己的惊讶和怀疑之情，因为我自己的薪水才只有一万两千美元。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性别歧视了，但这还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然后瑞福德·盖恩斯牧师又告诉我他打算找份新工作。他已经厌倦了医院里的办公室政治，现在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教区，在那里为大众做点真正的实事。一想到在这家医院每天支持我的唯一的好帮手就要离我而去，我就感到万分沮丧。
回到家里，我只想就这么站在厨房里，然后从这个世界消失，但即使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生活》（Life）杂志[一本在美国发行的老牌杂志，一周发行一次，在美国家喻户晓，与《时代》杂志（Time）地位相当。]的记者给我打来了电话，问能不能写一写我在大学里举办的关于死亡和濒死研讨会的故事。我深呼了口气——当不知要说什么时，做做深呼吸很不错。虽然对所谓的宣传一无所知，但我已经厌倦了孤立无援，孤军奋战。于是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想着如果大众能够更好地了解我的工作，那么无数人的生活品质就可以从本质上得到改变。
等和记者确定了采访的日期，我就立刻开始着手寻找研讨会上要采访的病人。这次比以前都难，因为瑞福德·盖恩斯不巧出城了。他的上司听说《生活》杂志上要刊登关于研讨会的文章后，就十分热情地向我毛遂自荐，但他也没能帮我找到能采访的濒死的病人。
有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我走下I-3走廊，来到大部分都是癌症病人的病房外，不经意地扫了眼旁边一间半掩门的病房。在那一刻我还在想别的事情，甚至都没想找病人的事。但病房里那个美得惊人的女孩，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知道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一看到她就移不开目光的人。
她的眼睛对上了我，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病房，她叫伊娃，今年二十一岁，是个黑发美人，如果不是得了白血病活不长了，完全能成为一名演员。但她依旧活泼开朗，精力充沛，是一个幽默、有梦想且热情的可人儿。她还订了婚。“看这个。”她向我展示了自己的戒指。她理应拥有大把的美好时光。
她想要在死后把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不办葬礼。她对于未婚夫无法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实感到很气愤。“他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她说道，“而且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我欣慰地看到，伊娃依旧热爱生活，她还想体验更多新的经历，其中也包括参加我的研讨会。她听说过关于研讨会的事，并且问我她能否参加。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濒死的病人问我这个问题，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得了白血病不是有资格参加研讨会吗？”她问道。
完全没问题，但我还是想先提醒她《生活》杂志要来采访的事情。
“没问题！”她大喊道，“我想参加。”
我建议她先跟父母谈谈。
“没必要，”她说道，“我都二十一岁了，我能自己做决定。”
她当然可以，于是周末我用轮椅推着她，穿过走廊来到了我的教室。一开始，我们两个还在担心自己的头发在摄像机前可能不太好看，但等到了学生面前时，我发现自己关于伊娃的预感完全正确：她果然成了全场的焦点人物，引发了一阵骚动。
首先，伊娃和大多数的学生年纪相仿，这也让大家看到死亡并不只会找上老年人；她身穿白色衬衫和花呢长裤，就像要出去参加鸡尾酒会一样，看起来十分引人注目。但她却是濒死之人，并且她在面对现实时的坦然让大家不由得为之一震。“我知道自己能活下来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她坦率地说道，“但今天我只想谈谈这百万分之一的存活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