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在那里她遇到了一屋子像她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急需医疗护理，她被告知要排队等待。没想到一等就是三个小时，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小男孩艰难地喘着粗气，就这么死在了她的怀里。
我为她感到难过，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她在讲这件事时的态度。虽然深感悲痛，但她并不消沉，不怨天尤人，也没有心存愤恨。她那种心平气和的态度让我吃了一惊。这真是太怪了，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几乎脱口就问：“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件事？这和我那些濒死的病人又有什么关系？”但她那双漆黑善良、善解人意的眼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然后她对我说道：“你知道的，死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他了。”
现在我俨然变成了她的学生。她继续用平和坦白的语气说道：“我再也不怕他了。有时我走进那些病人的房间里，看到他们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就会走上前去。有时我还会摸摸他们的手，告诉他们别担心，一切并没有那么糟。”说完这些后她就陷入沉默。
不久后，我就把这位女清洁工提拔为了我的首席助理。她在没人支持我的时候给予我力量，这也成了我一直试着传递给大家的重要一课。你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古鲁（gurus）[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或精神导师来帮助你成长。什么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师——孩子、绝症病人或者是一位女清洁工。勇敢地对别人敞开心扉就是对他最好的帮助，这是世界上任何理论和科学都无法比拟的。
谢天谢地，还有那么几位能够理解我的医生，允许我接近他们即将死去的病人。在每次正式开始前，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程序。我会穿上写有我名字和精神科联络员（Psychiatric Liaison）头衔的白大褂，先征求病人的同意，让他们允许我在学生面前询问一些关于他们的疾病、住院治疗以及其他一些感受的问题。除非他们自己先说起“死亡”和“濒死”这种字眼，否则我绝不会先说出来。我只问问他们的姓名、年纪和诊断情况。一般病人没过几分钟就会同意参加这个活动。事实上，我根本不记得有人拒绝过。
一般讲堂在研讨会开始前三十分钟就会人满为患。我会用担架或是轮椅把病人带到采访室里。在开始前，我会先站到一旁，默默地祈祷采访不会对病人有任何伤害，我的问题能够帮助他打开心扉，倾吐心结。这和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或称戒酒无名会，国际性互助戒酒组织，酗酒者互相分享各自的经历、力量和希望，以达到戒酒的目的，保证自己不再嗜酒，同时也帮助其他人戒酒。所有成员对外亦均保持匿名。]的祷文有些类似。
上帝赐予我平静，
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
上帝赐予我勇气，
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
上帝赐予我智慧，
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