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标是打破职业中的层层禁忌，让病人能够自由地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记得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在寻找适合受访的病人时受挫的文章。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通知我说自己的病房里没有濒死的病人。之后我在走廊里遇到了一位老绅士，他正在看一则标题为《老兵不死》的新闻。第一眼见他，我就知道他的健康情况正在日益恶化，于是我上去问他看这种新闻会不会感觉不舒服。他还以为我也是那种宁愿逃避现实的医生，十分轻蔑地瞥了我一眼。之后他就成了研讨会上的大人物。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性别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是女性，所以我遭到了更多的反对。作为一名流产四次、生过两个健康宝宝的女人，我将死亡看作是生命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我别无选择，它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生孩子还是简简单单地活着，你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但大部分医生都是男性，而且他们大都认为死亡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
死亡学，或者说对死亡的研究，就是在早年这样诞生的。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一位黑人女清洁工。我不记得她叫什么了，但无论白天黑天，在轮班的时候总能在走廊里看到她。我之所以注意她是因为她影响过很多身患绝症的病人，我注意到，每次她离开病房之后，病人的态度都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想要知道她到底有什么秘诀。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暗中窥视这位高中还没毕业，但晓得一个大秘密的女人。
一天，我们在走廊上不期而遇了。我突然鼓励自己做出经常让学生们做事的架势——“拜托，有问题你就问。”我鼓起勇气，直接走到这位女清洁工面前，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单刀直入地脱口而出：“你到底把我的病人怎么样了？”我敢肯定她被我吓了一跳。
她本能地为自己辩护起来：“我只是擦擦地板而已。”她很有礼貌地回答，然后就走开了。
“那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说道，但她已经走远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对方，就像是玩游戏一样。终于有一天下午，她在走廊上一看到我，就把我拉到了护士站后面。这可真是奇特的一幕——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助理精神学教授，被一位扫地的黑人女清洁工强行拉到一旁。等到只有我们两个人，没人能听到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向我吐露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和她的心声，这是我未曾料到的。
她来自芝加哥的南区，从小就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她们一家挤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孩子们总是因为吃不饱饭病怏怏的。和大多数穷困潦倒的人一样，她总是饿着肚子，身体毫无抵抗力，经常生病。孩子们就用劣质的麦片粥充饥，医生根本不是他们能请得起的。一天，她三岁的儿子得了很严重的肺炎，她带他来到了当地医院的急诊室，但却被拒之门外，因为她还欠医院十块钱。绝望的她只能一路走到库克郡公立医院（Cook County Hospital），那里有不得拒绝穷人入院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