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情糟透了，我真不该只想着先忙自己的事，而推迟了病人的请求。这位老人是如此迫切地想和别人聊聊自己心中的感受，但我却没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含恨而终。最后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位愿意和神学院的学生们聊聊的病人，但第一次的教训真的太深刻了，让我终生难忘。
人们在试图理解死亡时，往往会面对一个最大的阻碍：我们的潜意识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生命终结的样子。在它看来，死亡是一种可怕的生命骤然中断的现象：意外身亡、谋杀，以及身患某种绝症。换句话说——令人感到恐怖的痛苦经历。在医生眼里，死亡则意味着失败。我不经意地发现，医院里的人都对死亡这个话题避而不谈。
在这家现代化的医院里，濒死是一件凄凉悲惨、事不关己的事情。绝症病人都被送到了偏僻的病房。在急诊室，病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医生和他的家人们则忙着争辩是否要告诉他真相。对我来说，唯一要问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病人？”如果有人问我对于一个濒死的病人来说什么才是最理想的选择，我会给他讲讲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农夫的死，他选择了回到家里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真相永远是最佳选择。
人们相信，医学取得的巨大进步能让人生免除病痛。而一说到死亡，人们就会把它跟痛苦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量避开它。成年人很少提起和死亡有关的事，当无法避免时，他们会把孩子们送到其他的房间里。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且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最善于延长生命的那些医生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这辈子活得不好（包括临终的时刻），那死亡也不安宁。
这些观点急需被提高到学术科学的层次上进行探讨，这个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和导师马戈林教授一样，我那些关于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课程，也被大家视为标新立异的事，受到医学院学生的追捧。那些求知欲较强、胆子较大的学生都在讨论我和四名神学院学生的经历。圣诞节来临前，来自医学院神学部的六名学生问我能否再安排一次和濒死病人的会面。
我答应试试看。等到六个月后，也就是1967年上半年的时候，我每周五都会组织一次研讨会。没有一个医院的医生来参加过这个研讨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们的态度。但研讨会在医学院和神学院的学生，乃至护士、牧师、拉比和社工中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场场爆满。为了能容纳更多听众，我将研讨会转移到了一间大讲堂里。不过为了保持一种私人空间的感觉，我对濒死病人的采访都是在一间小房间里进行的，房间里安装了双面玻璃和录音装备。
每周一我就开始寻找能接受采访的病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多数的医生都觉得我和研讨会，都只是为了利用病人，让人感到恶心。我那些为人处世比较圆滑的同事就会找一些借口，推说他们的病人不适合参加这种活动。大部分医生都禁止我直接接触他们的重病患者。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和一群牧师及护士聊天，这时电话响了，听筒那端传来了一位医生怒气冲冲的吼声：“你居然敢和K太太谈她快死了的事？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病得多严重，还以为自己还能回家呢！”
正切中要点。那些对我的工作和研讨会退避三舍的医生，他们的病人通常都不知道要如何应对自己的病。医生们总是一脸讳莫如深的样子，病人根本没机会说自己有多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