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涵义是“天人感应”。阐发这个观点，讲得最充分的是汉代的董仲舒。董仲舒说，天空、天神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感应的关系，好像就是我们物理学讲的共鸣和共振，由于频率一样，你敲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也响。用到人事上，表现为“同类相召”，“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搞了一个好的事物，就会把它同类的好事物也招致而来，搞了一个坏的东西，就会把它同类的坏东西也招致而来，他说这就好比“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一匹马叫，其他的马也都跟着叫；一头牛叫，其他的牛也跟着叫。将这种观念用到“人”和“天”的关系上就表现为“天人感应”，比如说统治者行为不当，就会招来天灾。董仲舒说，统治者的“貌、言、视、听、思”、“喜、怒、哀、乐”、“庆、赏、罚、刑”等等，这些人间的行为、思想都会引来天的反应，农业丰收了，可能是由于统治者的行为好，各种举措适当；如果有天灾，那是人招来的，老百姓也有“人遭天也遭”的说法，说人们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必然会招来天灾。中国古代一有严重天灾，统治者就须下“罪己诏”，向老天爷写检讨书，检查自己施政有什么缺失过错，求得天的原谅，这都是基于“天人感应”的观念。
第四个涵义我叫做“人和天价值等同”。就是说“人”和“天”的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彼此是“等值”的。西方文化不是这种观念，它认为“形而上的本原”（就是我们说的“本体天”）其价值绝对要比人高，比如基督教的上帝，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人和他具有一样的价值。那些哲学的观念也是如此，神也好，太一也好，纯形式也好，逻各斯也好，它都是支配人的，价值都比人高，不可能说人和它在价值上不分高下。但中国文化不这样看。它认为“天”与“人”的价值相同，甚至认为“天”的价值完全要由“人”来体现，由自然来体现。比如《尚书》有一篇叫《泰誓》，其中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老百姓想要什么，天就会顺从他。《泰誓》里还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说天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它通过民来听，通过民来看，民看见什么天就看见什么，民听见什么天就听见什么，这也就说，天就是民，天心就是民心，天意就是民意；或者倒过来讲，民意就是天意，民心就是天心。不仅群体人的价值与“天”等同，就是一个个体人其价值也与“天”等同。比如说人性，它属于每一个个人。《中庸》一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天之所命就是人性，人性是“天”放到人身体之中的东西，是“天”在人身中的体现，它就是人性。倒过来说，人性就是天性。这样，“天”就把它的价值完全地赋予人，而不是西方文化说的仅仅给人分了一点儿理性。“天”和一个个体人价值也完全是一样的，孟子讲过这个话。他讲人的修养在于“尽心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什么意思呢？他说人有“四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有四种“性”，仁、义、礼、智。你如果能够充分地扩充你的“四心”，你就能“知其性”，就“知”了仁、义、礼、智；而“知”了这个四“性”，就是知“天”了。显然，人的仁、义、礼、智就是“天”。我们说仁、义、礼、智完全是人的道德品质，但孟子说它们就是“天”，就是义理天。所以，个体人与天的价值也完全是等同的。
天人同道与天人价值等同是相关的、一致的。我们中国的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把一个形而上的东西看成是超越的，是世界之外、人之外的东西，而是认为它就是人本身，就是世界本身，这样两者才会价值等同。《易传》上有一句话，说“易生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它说《易经》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就是老阴、老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