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校读书的压力非常大，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的研究会是庆应闻名日本的教学模式。20个人分成四组，五个人一起写篇论文，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五个人甚至会住在一起奋战，每天到凌晨三四点才躺下。最为残酷的是论文答辩阶段，需要接受来自真实企业员工的挑战，剔除一切过于书本化、不切实际的想法。到了三年级，四年级的前辈会来点评论文，老师做裁判，表面上是研讨会，往往会发展成论战，三点钟的课到晚上八点都结束不了，前辈们一般会把后辈花了三个通宵写出来的论文批得体无完肤，很多女生在课堂上当场被气哭。回想起那备受摧残的四年，光子觉得从中学到了太多东西，也为步入残酷的社会竞争做足了准备。
光子一直是各个学习小组的组长，还担任学校高年级学生会的主席，负责组织每年的各大活动，在跟日本同学并肩奋斗的时光里，她对日本社会了解愈发深刻，并开始用日本人的思维逻辑做事，最后连日本人都佩服，说她“比日本人还日本人”，这不但表现在她令日本人无法分辨的口音里（曾被评为全世界日语最好的10个外国人之一），还有她努力进取、永不言败的精神。
已有不止一个长辈曾跟我说，西方归来的留学生往往会变得自我、放纵和情绪化，而从日韩回来的留学生，他们更注重集体合作、自律和刻苦奋斗。这个武断的结论自然不是基于科学的调研基础之上，但是你依然无法否认，在这个时代，日本确实是中国最好的老师，它所经历的泡沫破裂后失去的20年似乎就是中国的未来，而它的文化传统却衍生自中国，并不断地在生根发芽。
在樱花季节一次10天的旅程里，光子一个人安排了我们20人的团纵穿京都、富士山、东京的旅程。随行的还有欧姆龙公司的全球最高秘书长宫川博司先生。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身着LV西服，全程陪伴我们进行了一次日本全接触，他曾辅助过欧姆龙公司三代经营者的顺利交接班，在日本商业圈子很有影响力。在一些高级酒店，经常能见到有熟人过来和他打招呼，而沿路的一些安排也由于他打过招呼后变得便利。例如会见京都知事，见识了日本官员的待客之道，一进大门，所有职员同时起立鼓掌，连节奏都掌握得一致。之后入住的欧姆龙内部酒店，是只有中层管理人员才有的待遇，酒店大堂窗外正对着的就是雄伟的富士山，造价15亿人民币的酒店，占据的是遥望富士山最好的位置。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京都艺伎居酒屋内的一场穿越。
窄巷内，艺伎们化着浓白的妆容，身穿花费一小时缠裹而成的和服（通常造价在5万元人民币以上），头顶更为耗时耗力盘缠而成的发髻，展开了色诱。裂桃式的发髻令人想起了女性的性器官，而全身唯一裸露的细白后颈则被称为日本女人的“第三条腿”，留给男子以想象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