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四面大河,程镇不及万人,步步朝进扎,现自东南盘门绕至西南阊门,贼仅胥门一条去路,所以敢于沿城逼扎者,东面恃有太湖师船,扼断嘉苏中通之路;自东北而西达于无锡,恃有淮扬水师各营分布协剿,使贼不得由水路抄袭我后……今遽分赴临淮,非六营则昌歧必不肯行,去六营而仅余五营,不独鸿章才拙,无术能支,即吾师与厚(杨岳斌)、雪(彭玉麟)二帅亲临调度,恐亦无以易之……俟苏锡得手,前路河道较少,鸿章即遵示催令昌歧酌带数营前去,似于两面在大局有裨……究竟协攻苏州与协守临淮,事体宜分轻重,贼势要看缓急,吾师综揽全纲,幸持公道……苏锡得失之关,我与贼胜负之机,决在十冬两月内,一篑之亏而败前功、误大事,师与厚、雪二公必不出此,伏乞鉴察转致为幸。
大战在即,必须全神贯注应付,李鸿章不愿再为这些事情分心。他直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直截了当地回复曾国藩:“前限五日启行之檄,鸿章以忠、侍各逆窜扰各路,正在难支,不敢转发以乱军心,此鸿章之置也。”他公然扣压军令,甚至撂下这么一句气话:等到规复苏州、大局安定之后,把他和黄翼升一起参办吧,他“死也甘心”。可以看出,李鸿章真的被逼急了,几近与曾国藩翻脸。然后他很快又写了一封信给曾国藩,为这封“词意乖忤、气质未平”的信道歉。
有人喜欢渲染李鸿章与曾国藩关系亲密,把他们描绘得好像姜子牙与周文王,或者好像孔子与颜回。其实,从李鸿章拂袖离开祁门大营,到他无缘组建淮扬水师,再到曾国藩千方百计不让他去上海——所有这些事情,背后都贯穿着一个事实,那就是曾、李的关系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亲密和谐。这原因当中既有两人的性格因素,也有籍贯、乡土观念的因素。李鸿章当初在曾国藩幕府里时,就一度很不开心,现在他公开抗命,可以说渊源有自。
他已经羽毛丰满,真正自立门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