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中秋节，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对华尔称赞有加：“……华尔势力能倾服上海众洋人，在鸿章处亦颇要好。吴晓帆、杨坊所恃，止有此人，若得吾师一语，鼠辈皆必极力巴结。至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络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若学得一两件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钧意以为可否？渠虽未剃发，吴道云终必剃。无论果否，贼平之后，渠必回本国，而勇亦可散，无甚后患，不过眼前多糟蹋银钱耳。然海关税银，华尔不用，洋人亦要侵吞，华尔用，则洋人皆不怪。”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李鸿章“全神笼络”华尔，用心良苦，是一箭三雕之计，既可以让华尔替他卖命，也可以与上海的洋人建立良好关系，又可以把吴煦手中的王牌夺走。
随着李鸿章与华尔的关系日益密切，朝廷收到来自薛焕等官员指责华尔的奏章也愈来愈多。尽管不久之前，薛焕的奏章，还连篇累牍地把华尔捧得像一朵花，但自从三月李鸿章来了以后，却炎凉立变，大骂华尔“意满气骄”“不受羁勒”。薛焕的嘴脸，比夏天的天气变得还快。美国历史学家史密斯（R.J.Smith）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书中，便洞见幽微地指出，薛焕对常胜军的批评，是从同治元年（1862）春天开始的，也就是李鸿章到了上海以后。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便昭然若揭了。
李鸿章不在乎别人讨厌华尔，以前华尔是吴煦手中的筹码，现在转成他手中的筹码了。讨厌华尔的人越多，他手里的这块筹码就越有价值。一个华尔可以牵制一群人，把他们耍得团团转。
李鸿章自称性格激直，在处理洋务方面，他却常常流露出痞子气，让人哭笑不得。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初九，恭亲王奕?两次写信给李鸿章，长篇大论，“备述洋酋会商练中国兵用外国法及布置上海城守各事”。其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法国要派军官到江苏担任官职，并受巡抚和苏松太道节制。两名军官分别为江苏总兵达尔第福（T.de Moidrey）和副将庞发（Bonnefoy）。
英、法两国不断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书，还记载了作者从英国国会文件里找到的一系列相关记录：“5月29日，麦都思在给吴煦的措辞强硬的信中，要求吴‘直接而有力地支持’组建由外国人训练的两千人军团的方案。士迪佛立次日致卜鲁斯（英国驻华公使）的信中写道：‘（我）最强烈地要求你敦促中国政府调拨三千人归我支配和训练。’又说李鸿章‘对调人供我使用颇为勉强’。5月31日，何伯致海军部长的急件内要求授权士迪佛立‘迅即建立和训练一支六千人的中国军队’。”作者在书中写道：“李（鸿章）不顾强大而不间断的压力，迟迟不调拨军队，外国军官为此喧闹不已。”
从“强大而不间断的压力”这一措辞中，可以想见李鸿章所面对的是怎样的环境，但他作为一个初膺疆寄，而且还只是“署理”的人，却显露出举重若轻的天赋。他自有一套与洋人相处的理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于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他后来总结出经验：
我从前初到上海，洋兵非常居奇骄倨，以为我必定全副仰仗于他，徘徊观望，意存要挟。他看见我们兵士外观褴褛，益从旁目笑，道是一群丐子，如何可以打仗？我一径不去理会，专用自己军队去打。打过几次，他看得有点能力，渐欲凑上前来，我益发不请教他。后来连打胜仗，军声渐整，见我不求他助，反觉没得意思，再三来告奋勇。我谓帮我打固是甚好，但须受我指挥节制，功赏罪罚，一从军令。彼亦一一认可，然后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