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妮·弗兰克13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礼物中，一本硬皮笔记本让她大为惊喜。从此她开始在上面写日记，津津有味地谈起自己、朋友、学校的考试、年老的数学教师，还有哈里，那个让安妮朦朦胧胧地感到羞怯的16岁小伙子。一切都显得那么轻松。
然而她的父母是1933年从德国移居此地的德裔犹太人，在1942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他们必须佩戴黄色的六卫星，不能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不能骑自行车，晚8点钟后不能坐在花园里。
但这一切都不能难倒安妮，生活像闪耀的阳光一样让她着迷。
不久，厄运降临，一家人必须躲起来。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记，还有她的卷发筒和学校课本。
几个月以来，她父亲一直在准备藏身的地方——荷兰的很多老房子建有密室，这些密室面朝花园或天井，与外面隔绝。安妮父亲办公的旧楼里就有两层密室。此时公司已经交与两个荷兰人打理，这两个荷兰人凭着勇气和对友谊的忠诚接纳了弗兰克一家，使他们得以暂时躲过纳粹的搜捕。于是安妮和她16岁的姐姐玛格特以及她们的父母就在这里避难，深藏在不见天日的密室里。
几天后，另一家人也加入进来——凡·达恩夫妇和她们不满16岁的儿子彼得，再后来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牙医。从此他们整天提心吊胆，轻言慎行。对一个生机勃勃的小姑娘来说，这样的日子更难熬，因为白天她们只能在床上睡觉。原本各自生活的两家人在如此令人紧张和烦躁的情況下被强行扯到一起，日子更加难过。
在不能随意活动的日子里她都做什么呢？读书，读那些荷兰朋友们不断捎来的书。还有就是写日记，把她想对一个亲密朋友讲述的一切都写进去。随着盟军反攻日子的来临，她想，或许到秋天她便可以告別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了。
确实，在秋天来临之前，她真的离开了那里，但去的是集中营。
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的魔爪终于伸向他们。人们后来在密室留下的一片狼藉中发现了安妮那本珍爱的日记，并把它交给了她的荷兰朋友们。
就在那之前整整四个月，她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后。”如今，那扇曾经藏匿的门早已关闭，那个小姑娘因无法扼制欢快的性格在上课时讲话，惹得老教师罚她写一篇以“话匣子”为题的作文也已淹沒在无痕的岁月里，可那深藏着一个孩子天性中的欢快、活泼和生机却历久弥新。她深信日益临近她的是美好、是欢乐、是继续长大和学习的机会。
“我很想帮帮你。”她总对彼得说。“可你一直在帮我呀。”他告诉她， “用你的快乐。”
安妮日记最初部分记录的是这个女孩刚开始用自己朦胧的理性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这个生性热情的孩子，每天一睁眼，看到的是牢狱一样的四壁。四个大人还要把她当成唯一对象，来宣泄他们神经质一样的焦躁。安妮当然不会被轻易驯服，她凭着自身的聪明和孩子的骄傲，很轻易地就明白了大人们的企图，无非是想让这个热烈、善良的孩子变得乖巧、讨人喜欢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