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善子坐起身，捋了捋头发。
“唉，”千善子说，“你活得像神仙一样自由自在，却老是把痛苦啊、绝望啊什么的挂在嘴上，你都这么痛苦，我们这些人也别活了。我们每天到凌晨才下班，歌厅里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有，前天晚上来了一个地痞，一个小姐的头发被他揪下一把，我还要一个劲儿地向他赔礼道歉，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特恶心人，我却要在包厢陪他……想想我，你还有什么痛苦绝望？啊？”
说着，她竟又笑出了声。
深夜的笑声在高文听来有一种奇怪的可怖意味。但高文很快扭转了心中失望的情绪，说：
“我跟你交往这么多天，说真话，从没有产生过想跟你结婚的愿望，我常这么说，但都不是心里话。可今天我是真的想跟你结婚。”
愣了一下，他仰头看着天花板，喃喃自语：
“跟常珊的重逢，是我产生想跟你结婚的愿望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也许你不能理解。”
“常珊是谁？”
“就是我说的那位初恋的姑娘。我们的初恋发生于遥远的准噶尔盆地，在绿草如茵的芳草湖农场……你想听我说吗？”
重新望着千善子，千善子那略显疲倦的面容中充满着孩提时的迷茫和神往。
千善子使劲儿点了点头。
“没意思，”高文的情绪瞬息万变，刚刚涌上来的一点儿思绪蓦然逝去，自患抑郁症以来他常常处于这种捉摸不定的情绪之中，“我一点儿也不想讲述芳草湖的往事，好像那完全是与我无关的往事。”
千善子显然无法捕捉他思想的小鸟，千善子问道：
“你后来为什么没有和她结婚？”
“她是上海人。她后来回上海了。”
“这就是你们分手的原因？”
“不是，”高文说，“主要是因为分手前夕我们都突然觉得没多大意思。”高文没说实话，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一条人生的“圣·约翰深沟”：上海！
“你那时候非常爱她，是吗？”
“是的。非常爱她。”高文说，“北疆的冬天是非常冷的，我有时候在零下三十五摄氏度的寒夜站在她窗外，能站一两个小时。那时候我们在农场小学教书，她每晚批改学生作业，我为了不打搅她，就站在窗外看她，看她伏案工作的剪影。”
“她长得一定很漂亮吧？”
“不，”高文说，“不漂亮。人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可即使那时候，我也没觉得她漂亮。但我知道，我非常爱她。”
“肯定比我漂亮吧？”
“跟你不能比。”
“没我漂亮？”
“没有你一半漂亮。”
“你骗我。”
“她现在就在北京，”高文说，“如果你想见她，我明晚带她到歌厅去。”
“不，”千善子紧张地摇着手，“我不敢见她。”
“为什么？”
“我怕。”
“怕？”
“我自卑。”
“从外表上来说，”高文说，“她应该自卑。不过，据我了解，她似乎从来没有自卑过。”
“跟她重逢，为什么让你产生了想跟我结婚的念头？你刚才说的。”千善子显然对这点更感兴趣。
“原来自己过分看重的东西没有多大意义。”高文又仰视着天花板，“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今天……过了十二点了，应该说昨天，昨天跟常珊的重逢，使我内心最后真正明白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本来我是不能原谅你听不懂的，”高文用手捏着她的下巴，“可现在你听懂或听不懂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两样。”
高文把她的嘴移到自己的嘴边，轻轻地吻着她的嘴唇。她犹豫着，不知道是否应该再次拒绝他。
高文的欲望像兔子一样再次蹿起，隔着丝绒裙，在千善子丰满的胸间恣意揉捏。
千善子试图挪开他的手，但他毫不理会，动作越来越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