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一下子跳了起来：
“什么？你在那儿生活过两年？”
“你在新疆什么地方？”盛珠平静地问道。
“我出生在石河子，后来在乌鲁木齐工作。你干吗去那儿？”他睁大眼睛问道。
盛珠沉吟不语。
在白炽灯的光线里，高文察觉盛珠的眼睛里深藏着一种幽怨，一种凄然，一种宿命一样无法排遣的孤苦。
“你怎么啦？”高文心里沉重起来，觉得对盛珠还不完全了解，或者说他了解的还只是皮毛，还有另一个深藏着的盛珠通过眼前的盛珠若隐若现。
“你去新疆干吗？大学毕业分配去的，还是去那儿打工？”
“为了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高文奇怪地睁大眼睛，“你哪来的丈夫？什么时候结婚的？”
连珠炮似的问完就觉得自己很可笑，而“丈夫”似乎是横空出世一样，令高文晕乎不已。也许觉得盛珠太年轻，或者自己太老。
“我早就结婚了。”盛珠说。
“你丈夫在新疆？”高文追问。
“是的。我们结婚那一年他去了新疆。”盛珠说，“当时我们都已经快上三十岁了，而他还完全像个孩子。”
高文听到盛珠的语气里充满着一种母性温婉。
“我比他大两岁。”盛珠说。
“他在去新疆之前，是个民办教师，他是和一拨同乡一道被招聘去那儿教书的。”盛珠说。
“在那儿待了半年之后，他患了抑郁症，我就去陪他。那时候他根本不能离开我，半天见不到我他的精神就会崩溃。”盛珠说。
“我去陪了他两年，待他回到安徽，已完全疯了。”盛珠说。
高文看到两行清泪从盛珠眼里潸然而下，在燥热的六月夜晚弥散着冷涩的光。
已经明白了，这一夜的氛围已不适宜做别的了，高文已经被带到另一种情境里。始料不及，他的忧郁也被勾起。为了克服这种心境，高文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虚构的广场故事中，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那么高文认为中国还有作家也是可耻的，还有关于文学的这个奖那个奖，更是可耻之极。虽然他还在写作，甚至还得了大奖，但高文不觉得自己可耻，因为心中虚构的故事成了他的“道德保姆”。虽然有病但没有沦丧，也许会崩溃但不会放弃。
施大爷在厨房洗刷碗筷的时候，手脚很轻，有意无意地想听一听高文屋子的动静。
施大爷的这种心理既可爱又可笑，亦复可恶可叹。
不过，直到他躺下入睡的时候也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或者说他所期盼的声响。
天快亮的时候，高文知道了另一个事实，盛珠闯京城是为了挣钱给丈夫治病。
她的丈夫名叫柯迪。
高文没想到以天安门为契机，进入的是另一个故事。尘埃落定之后，高文拒绝所有采访，包括那位来自美国的著名精神病学家胡塞恩博士。他主要是做心理学研究的，对盛珠和柯迪的事也非常感兴趣。高文之所以拒绝采访，是因为他认为整个悲剧的惨烈程度和体现人类美好感情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他不能让他的记忆被当做标本去研究。而胡塞恩博士那篇以他为案例的心理学研究著作给他带来的政治上的麻烦，他不在意，那是他个人的另一层面的事，实际上即使没有胡塞恩博士，后来的一切也会发生。关于盛珠，在写了两部有关她早期生活的作品之后，他没法写出第三部关于盛珠的任何作品。
而且只字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