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后来已远远地离开北京，北京的许多人和事都模糊了，已然恍如隔世，但他永远忘不了和盛珠在天安门广场相识的那一天，那一天真热。高文情绪不振的时候，喜欢到天安门广场转悠，借广场的宽阔敞亮来驱散内心的阴霾。当然，这都是多年前高文刚来北京时候的事……
那时候，高文走进天安门广场，古代帝王万里辟疆、弯弓射雕的历史豪情油然而生。高文对广场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写一本大书的愿望也由广场而萌生。他是作家，生性怯懦，却在文学上野心勃勃，一心想写出彪炳史册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书，这是他患病以来没有崩溃或自杀的一个重要支柱。他认为这是彻底救治他的抑郁症的最后良药，还他清白的最有力证明。
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火车站、地铁口等热闹嘈杂的地方，常常是高文“体验生活”的猎场。在伟大的天安门广场虽觉不妥，可为了排遣心中沉郁，仍刻意放纵这种心绪。置身于这种热闹场合他的目光总是贪婪而迷乱，而那一天多少有些心不在焉，觉得亵渎当年的情感。诧异迷惑之中他的目光在搜寻着什么，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东侧的历史革命博物馆和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交相辉映，依旧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肃立的武警战士威武而警觉。
弹指一挥间，举世无双的广场今天让他有一种久违之感。久违的陌生感觉让他突发奇想，他甚至想把这部书再命名为《北京往事》，用“往事”来叙述故事，其时间跨度可想而知，《美国往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到七十年代，主人公也由童子变为耄耋老人，光总统就换了十几茬；而高文当年写《北京往事》时还远在新疆，从没来过北京，也不知道有一部电影叫《美国往事》，却把那部给他带来声誉也带来厄运的书叫做《北京往事》。
三十年前，一对从北京下放到新疆的老夫妇在戈壁滩上相继去世，十多年之后，他根据他们的故事写出了自民国到解放后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中坎坷而独立的命运。没想到一炮打响，可也落下了病根。当时就有人质疑，从没去过北京的高文如何能把北京的旧生活写得那么活灵活现？这书是他写的吗？
高文不在意这种对文学缺乏基本常识的指责，而对政治上的种种责难，甚至扣上一顶顶吓人的帽子，高文不但不怕，还在内心窃喜，认为是成名的最好捷径。他哗众取宠的投机心理由此可见。不过，当高文初恋情人——常珊的丈夫出于嫉妒或报复心理，假装喜欢高文的作品，有意向国外媒体散布吓人的谣言，给高文带来真正的牢狱之灾时，高文才觉得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样。
而高文被击倒是谁也不知道的事。击倒他的是他自己，与任何人无关。
在精神崩溃的时候他也曾怀疑那本名叫《北京往事》的大书是否是自己所写，但多数时候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写出这书的，却并没怀疑是自己所写。那几尺厚的稿纸和自己独一无二的笔墨被高文无数次翻阅，这是铁定的证明。在遥远的新疆写《北京往事》的时候，还没有电脑。这之后他也从不用电脑写作，手写的书稿，比电脑可靠多了，电子文稿一旦乱码或丢失，那就跳进黄河也洗刷不清了。印在稿纸上的笔迹，在他看来是最可靠的，可靠得就像DNA。
可高文还是想用此“往事”证明彼“往事”。至于远水是如何解决近渴的，虚幻的证明是如何帮助他缓解现实威胁的，这就要问心理医生了。不过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穷困使布尔加科夫回到写作一样，文学对有些作家，具有天然的疗效，而他觉得他的病况比这些大师要严重得多。
后来还是放弃了使用同一名称的想法，他的心里不敢再触碰这四个字：
北——京——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