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吕后、启武则天的一代杰出女皇——如此评说冯太后，历史定会默然赞许。北魏《晖福寺碑》，将冯太后与皇帝并称为“二圣”、“二皇”：“我皇文明自天，超世高悟……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故“择形胜之地”，“为二圣造三级浮图各一躯。”
公元397年，北魏占领了蓟城，即现在的北京城。郦道元《水经注》：“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当时蓟城仅南北九里，东西七里。
北魏太和佛像发现于北京永定门一带，《光绪顺天府志》：“光绪六年（1880年），通州张云翼访得之。”光绪获知，即命有关部门将佛像运往西山，并拨款为之建立石佛殿，差专人看护。
《妙峰山琐记》：“（石佛殿）其处久远无僧徒，现一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姓姚者居守，庙以‘石佛殿’称，不知有无寺庙也。”
这姚姓人家，原居安定门，系贵族出身，奉了护佛圣旨，举家迁到西山车耳营村。迄今，姚家传人已是第六代。
姚氏一家佛心昭日，虔诚至极。由市民变为农户，无怨无悔。“文革”时为保护佛像，日夜轮值守在石佛殿，风餐露宿。
专家修复佛像认定，太和造像所用材料属大同武州山石材。
修复后的北魏太和佛像原真如初，现存首都博物馆。
石雕之气正浓，铜塑风尚愈兴。北魏佛教造像形式多样，石窟之外尚有金铜铸錾。“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台湾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尊释迦牟尼佛铜鎏金坐像，高约20厘米，工艺精湛，佛相端好，惊羡无数目光。佛像背光处纪年明确：北魏太和元年（477年）。
北魏金铜造像，除京都平城之外，时以河北定州与山东青州为盛。
北魏铸造金像风气由来已久，凡立皇后必令其手铸金人，成者为吉，不成则废，为北魏王朝一条刚性宫律。——后妃将铜液灌入工匠备好的模具，从而生成光华绽放的铜鎏金像。
初，左丞相卫王仪等奏请立慕容氏为道武帝皇后，道武帝拓跋珪“从群臣议，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之，告于郊庙”；“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刘眷女也。登国初，纳为夫人，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后专理内事，宠待有加，以铸金人不成，不得登后位”；“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太宗以后礼纳之，后为夫人，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
冯太后竞选文成帝皇后，正是因铸造金人抢占先机，遂力克群芳佳丽，赢得施展政治才华的第一块金砖。
北魏京都平城的完整建成，绝非朝夕之功，于一夜间拔地而起，其经历了几代帝王薪火传递，“镜镜继照，灯灯相传”。与和平年间轰轰烈烈开凿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的云冈石窟相辉映，风生水起，出神入化，在古老而得天独厚的雁塞代地，巍然矗立起一座惊世骇俗、气势恢宏的世界城池。
雕梁画栋昭日月，飞阁流丹绕春风。都城，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文明的中心，也是一个国家防御外寇的物质屏障，更是其精神强盛的标志、象征和宣言。
《说文》曰：“城以盛民也。”《博物志》云：“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吕氏春秋·先识》：“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
公元前1109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周公就在今洛阳西金谷园筑城，谓之“王城”，后又于20公里处的洛水之北筑城谓之“成周”。
西汉长安城和洛阳城，在班固《两都赋》里，灵草冬荣，金石峥嵘。“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张衡继而作《两京赋》，激烈强化帝王将相的都城意识；左思《三都赋》竟然催生了一个中国成语：洛阳纸贵。
北魏选址营建城郭，跋涉了一个由草原文明向农业文明过渡转型的艰难途程。拓跋珪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北魏方“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筑城安民：池桑干之水，苑秦城之墙。百堵齐矗，九衢相望。
